2012年蔡英文初次競選總統，民進黨曾發布「十年政綱：教育篇」競選文宣，指出高等教育過度私有化，公立校院的比率偏低，使中下階層家庭教育成本負擔沉重，主張「擴大高等教育公共化程度，調整公立及私立校院的學生比例，逐步提高公立校院的招生人數，達成公立校院學生數過半的目標。」蔡英文2016、2020均競選成功，民進黨連續執政迄今，高教公共化的定義若如執政黨當年的政綱所述，則公立校院學生人數過半之日，即為高教公共化完成之時。
今檢視2023年大專校院總數145校中，私立98校，占校院總量的68%，大專學生總人數1,094,829人，其中私校學生635,422人，占總數的58%，私校數量和學生人數均高於公校，顯然目標還未達成。再看政策面，為配合國家資通訊產業發展人才需求而連年增加公立大學校院招生數，加上2022年《私立高中以上學校退場條例》，要求列入專輔名單的私校無改善成效者退場。如此增減齊下，惟達標之日不得而知。
問題是，高等教育公共化就是公立校院學生人數大於私校學生數嗎？政策理念可這麼化約嗎？高教公共化可能是一個抽象的多元概念，多年來學界、政界、社會人士均有歧見和爭議，執政黨斬釘截鐵把它下了定義，令人敬佩。
2018年，教育部開始推動「高教深耕計畫」，兩期計畫中「提升高教公共性」均列為四大目標之一，第一期提升高教公共性內涵有學生、教師和制度等三個層面。第二期提升高教公共性則聚焦於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其一、對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提供積極性的公平受教機會與資源，提高弱勢生進入公立學校就讀比例；其二、建立原住民族學生在校之文化支持系統，引導大學落實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
高教深耕計畫初期對於大學公共性的內涵涉及較多，除了學生照顧，還將教師比例和校務事項納入公共性的檢核項目，第二期則聚焦到學生層面，認為高教公共性的意義主要是對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的就學資源協助和社會流動促進，且還賦予了社會流動之操作型定義，就是弱勢生進入公立大學就讀。
2023年起政府推動「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也就是私校學生學費補貼措施，宣稱中央政府自2016年起持續投入預算於推動平價教保、育兒津貼、高中以下校園環境建設、偏遠地區補助，以及自2018年起始的高教深耕計畫等，以期「提高教育公共化，落實教育平權」。宣導資料中表示，教育部「一直秉持『教育平權』理念」，「學校雖有公私之分，但學生應無公私之別」，故拉近公私立大專學雜費差距，是落實教育平權的關鍵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