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是「死記」也是「史記」》的書寫過程中，並沒有受馬爾侯《反回憶錄》的影響，臨到寫〈前言〉時，才想到馬爾侯的回憶錄，才覺得我有與他一樣的進路，都屬另類，而且我不能說自己站在「歷史的高度」，但我們確實是經受那歷史的擦邊球；「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是我書寫思惟的充分寫照。不過，個人傳記總脫不開歷史。我的「死記」或「史記」沒有虛構的成分，也不像法拉奇那樣是以訪問當歷史紀錄。我學歷史出身，在媒體工作幾乎一輩子，又寫政治評論，我是用我掌握的書信、資料、長期觀察與經驗，鋪陳70年代到2000年之後的台灣大歷史，把「個人」當成解開「戒嚴史」的鑰匙，或者說，透過我們自己的經歷看戒嚴到解嚴體制的運作；「個人」也就不是孤單的獨立事件。我重視任何個人的回憶錄， 一本一本回憶錄才能構成歷史記憶，這本書自也受惠於回憶《中時》的諸多文章。
回頭看到那張政治大網無邊無際的籠罩在每個機構、每個人，尤其媒體與媒體人完全逃不出戒嚴體制的手掌，我把我的「死記」放入台灣的「史記」中，唯一對抗武器就是自我選擇， 所謂「自我選擇」是不是擺脫了「命運」的安排？難說。我1982年放棄美國生活接受余紀忠的邀約，那是生涯中大的選擇，86年決定辦《當代》，同樣是勇氣的抉擇，這兩個決斷， 事後來看，都算OK。美洲《中時》1984年關閉，83年我不接受新職返台，後來如何發展？不能逆料。回台後巴著《中國時報》不走？最終是dead end。《時報》即使不賣給「旺中」— 法院認證的「紅媒」，（見《中國時報》控告羅文嘉案）以余紀忠抗拒本土化潮流的心態，（詳見下）勢必逐漸會淪為「中國」的尾巴報，這是有跡可尋的；有格調的媒體工作者不可能自甘下流，誠如《紐約時報》主筆William Safire所說 “Why take a step down?”。從駐美、「回台」到創辦《當代》，是我們人生的關鍵轉捩點。馬基雅維利在《君王論》中多次提到很多機運之於成敗的重要性，但更強調「自由意志」是重中之重：「命運主宰了我們一半的行動，另一半—或者不到一半—則留給我們自己做主。」天賦分配與社會偶然條件本來就無公義可說；我們自己能做主的就在選擇，在懷疑論看來，人生就活在命運與選擇之間；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感慨表示：「我認為所有的選擇都是痛苦的。」得了絕症，命運主宰一切，有時連選擇權也被剝除， 如此而已。
與《胰臟癌探戈》同時再版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兩書其實可看成政治光譜的連續體。《面對獨裁》雖然主角是胡適與殷海光的3次諍論，但幾乎涵蓋台灣50到60年的政局，《是「死記」也是「史記」》則透過我們的的媒體生涯鏤刻蔣家政權對媒體控制下的烙印，尤其70年代到台灣民主化之間蔣家特務體系的政治操作。從我接編「人間」到創辦《當代》，在文化上開出一片新土同時也反映了另一種景緻。或許本書還有一個私願，《當代》已有人研究，我們3年的副刊耕耘，不容副刊史或雜誌史的刻意留白或扭曲，那些有意「取消」我們在媒體上取得成績的，正是我們書寫這兩本書的另一動力。這本回憶錄留下「印記」，也是我們的「史記」。
最後補充一下，這本《是「死記」也是「史記」》嚴守「臨文不諱」的書寫原則，無論親疏長幼，全不加尊稱。其次，本書不是學術著作，所引文章、書目沒有特別註明出處，但都有文獻可徵。特此奉告。
＊作者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副總編輯，《當代》總編輯；現任凱達格蘭學校校長；張文翊曾仼中國時報副刊編輯，當代雜誌發行人兼編輯。本文選自2人合著之《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