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寧寫史書不寫自傳？自傳是很難處理的文學形式，容易流於津津樂道於自己小肚臍眼，然後夸夸其談；《傳記文學》創刊、風行時，先母姚詠蕚女史就一言中的說：「什麼傳記文學， 吹牛文學罷。」即使日記， 也不是純文本， 是脈絡（context）、是介於文本之間（Intertext）而已，而非文本。如胡適日記，生前即打算公開，自有一己的春秋筆法，筆則筆、削則削；研究胡適，胡適日記不過只是基本素材之一，而且要小心使用。前一陣子出版的《陶希聖日記》，分上、下兩冊，下冊只到1957年6月30日，下面就沒有了；問題是，陶希聖從早年開始，日記幾乎沒有中斷過，為什麼戛然而止？晚年「每晚必看電視。常孤燈獨坐，凝視默想，俟十一時電視播完，然後拂紙屬文，往往至深夜，日數千字，習以為常。」可見筆不離手。
1953、54年鬥吳國楨，1957年到1960年是陶希聖狠鬥《自由中國》的腥風血雨3年：陳懷琪事件、修改新聞法鉗制言論、蔣介石三連任佈局、準備修憲、炮製「雷案」等等，陶希聖無役不與，是主要劃謀出策者、出手者。（詳見拙作《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雷震組黨最轟轟烈烈也是淒淒慘慘淒淒的前後3年，陶希聖日記為什麼剛好闕如？合理的懷疑，不是編者陶晉生—陶希聖哲嗣—為親者諱的斧削，就是陶希聖毀屍滅跡的自閹。
再如《王世杰日記》，缺了1984到1959年，原因成謎；1949年的大逃亡是重要事件，王世杰日記竟而留白。《雷震日記》則是最信實、最富史料價值的日記；1949到1960年台灣政局的波濤洶湧，雷震日記是最佳且最豐富的第一手史料。「黃杰日記」我未見過，但國史館編的《黃杰警總日記選輯》則是研究「雷案」不可或缺的一手史料；不知黃杰當時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留下此一紀錄？從而使「雷案」能撥雲見日，將隱身幕後的操作，一步一步揭露出來， 將隱身幕後操盤手蔣家父子的伎倆暴露天下，兩蔣的王朝佈局遂而不可掩。日記（複數）的缺口就是歷史的缺口；胡適見人就勸寫日記，原因在此。
我因為胰臟癌，幾瀕於死；寫自傳，既無日記可憑藉，寫面對死亡的歷程又苦於忘性比記性強，有人說：「痛苦是不能夠回憶紀錄的」，尤其適用於我。要回溯生病、治療的過程，我不是好記者，遠不如文翊執筆，我充副二，同誌這段人生之劫。文翊伴我一生，共同走過風風雨雨，挨過與死神的搏鬥，用她的心眼寫我們一路跌宕的種種，同時鏤刻我們經歷過的政治、文化之變遷，遠比我適格。原本打算我寫的部分不過是補充、是陪襯，做一點補白工作，主要是鈎勒政治、文化大環境的變化與險惡，以見出台灣從戒嚴到解嚴、從白色恐怖到民主化的過程；我們的「個人」個人的經歷，雖不足以描摹全豹，至少那一塊磚、一片瓦正嵌在時代之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