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被稱作爭議性人物，我得病成為爭議性新聞也不足奇。怪的是，我得的腫瘤明明在胰臟，《聯合報》新聞版上報導的標題赫然卻作「金恒煒頭出問題了」，當然是有意捏造事實。那麼潛台詞是什麼？Christopher Hitchens 有「這個世紀最偉大演說家」之譽，患了喉癌，因一貫反宗教，寫過《上帝沒啥了不起：宗教如何毒害一切》（God Is Not Great : How Religion Poisions Everything）等書，同不同意他的宗教觀是一回事，他成為教徒們的眼中釘、目中刺是當然的了。
有一個虔信網站寫了文章對他的癌病做了惡毒的比附：「還有沒有人覺得 Christopher Hitchens 患喉癌晚期是上帝報復他褻瀆的聲口（voice）？無神論者喜歡忽略事實，他們行事好像所有一切都是『巧合』。真的嗎？在所有的器官之中，Christopher Hitchens 得到的癌獨獨是用以褻瀆上帝的器官，……。」那麼說我的頭出問題，像不像比喻 Hitchens 得喉癌是天譴？對《聯合報》們來說，一切問題出在我的頭，頭出了問題，就是腦筋有問題；頭得病了，還能寫文章嗎？還能發言嗎？Hitchens 的病是「懲罰」，我的呢？是「取消」。有趣罷！如此受人忌憚，或意味著我的言論觸到了許多人的痛處；他們喊痛，甚至炮製我的病因來滿足他們的阿 Q 心態，只暴露了他們的虛弱。
胰臟癌既是我的生死劫，走過死蔭的幽谷之後，「回眸時看」（魯迅詩句），生涯歷歷。我的人生很簡單，記者、編輯、政治評論、投身民主運動以及晚年書寫歷史；其實都在同一個 discourse 中。2018年7月，「歐洲之聲」的廖天琪與潘永忠從德國訪台灣，到舍下做專訪，當時我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出版不久；在媒體人、文化人和社會活動家之外，他們又封了史學家的頭銜。他們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如何定位自己？媒體人、文化人、社會活動家、史學家？我說都是。我援引以撒．柏林的說法，說我是刺蝟型，儘管像狐貍般從事不同性質的工作，終極關懷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雖然兼具不同角色，一生追求的目標就是建構台灣成為獨立的民主國家，所以我說在同一個 discourse 中，是在一個洞中追求到底的刺蝟，是狐貍型的刺蝟。年輕時寫小說、散文，後來此調不彈很久了，讀別人創作，賞心樂事別家的花團錦簇，雖然有時技癢而沒有思遷。
詩人、學者葉維廉教授是我大哥恒杰（戴熹）台大外文系同班同學，也是我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當代》的作者。我們交往多年，在美國、在台灣都有接談。有一回，他與學生王建元驅車到我們住的柏克萊，一同去拜訪剛搬到灣區的吳魯芹； 吳魯芹是葉維廉台大的業師。吳魯芹去世，我寫了悼文，董橋、夏志清都很稱讚。夏、董是他們舊交，董橋的揚揄是余光中的來信中轉告，夏志清是直接寫信來；兩函都保存在舍下。鄭樹森也是葉維廉的學生，與我們很熟；師徒後來鬧翻，波及朋友。這種私人恩怨，文人、學者間很多，其中是是非非，我也聽聞不少，但我從不介入，也不站邊。葉維廉知道我得癌症，從美國打電話來，足足說了1個小時，主要就是說服我寫自傳。他說我編《中國時報》副刊3年（1983至1985），交往作者遍佈世界各國，與他們都有或深或淺交情，再加上《當代》24年，又寫政治評論、從事民主活動20、30年，文化界、學界、政界認識的人這麼多，戒嚴到現在，經歷豐富，不寫可惜。葉維廉的關心與好意，我當然非常感謝，我也知道在媒體、文化界、政治或說民主運動上，我是做了一些事，也確有值得紀錄下來的事蹟，他的話確實讓我動心過。2013年年初，我們到芝加哥3個月，本想就地寫自傳類的文字，在芝大圖書館看了一些資料，引發了我的考據癖，結果寫成是30多萬字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按，見自序〈書成自記〉）這本書的完成，得力於許多的日記、回憶錄，我愈發感知第一手史料的重要。但是寫自傳是很大的艱難工程，一方面我沒日記，另方面記憶力一向不好，很難寫出「信史」來。能戰勝胰臟癌，確是一個奇蹟，當然值得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