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時間序看，《新竹師院學報》的論文發表無疑晚於《課程與教學》的論文，不過《新》卻未引用《課》，卻引用了柯志恩一篇1999年發表的研討會論文。這個技術敗筆頗耐人尋味，她有足够的時間更改參考書目，卻置之不理（是疏忽，還是有意？），從而在學術倫理上留下相當瑕疵，至少柯志恩很難為自我抄襲合理化。
抄襲的形式大致分為兩種：抄襲别人（林智堅的論文）與抄襲自己（柯志恩的論文，亦即她自己説的，柯志恩抄柯志恩）。依據相關文獻（例如，Chaddah, Current Science, “Self-plagiarism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12年，2月10日，頁379），抄襲的内容不外有三類：結果抄襲（results plagiarism）、文本抄襲（text plagiarism）和概念抄襲（idea plagiarism）。柯志恩的抄襲應該屬於第二類。
即使嚴重程度有别，不管抄别人，或是抄自己，抄襲的本質不變，作者把現有的文字複製一遍，在不同的地方，再次使用。兩者都牽涉學術倫理，也敗壞知識生産的尊嚴。説自我抄襲（兩個屬性）不是抄襲（一個屬性），頂多是白馬非馬的狡辯。
純粹從兩篇論文的摘要比對，翁達瑞對柯志恩的抄襲指控多少站得住脚。《課》與《新》的論文摘要都只有兩段，第一段除了《新》（頁13）多出15個字外（「特别是將進入教育職場之職前教師」），跟《課》（頁15）的論文摘要比較，一字不改。光是這兩頁，就有百分之五十的雷同，就出版時間看，《新》是抄了《課》。
其實，摘要抄襲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大問題在於，兩篇論文在方法之前的内容雷同比率不小，尤其是文獻探討部分。文獻探討算是一項研究的核心部分，不應只是何人何時説了些什麽話，或發現什麽。如此平鋪直述，不過凸顯學者知識技藝不足，或不具想像力和創造力。文獻探討往往包含理論架構，作者應該把相關文獻融會貫通後，經由歸納或推論，提出新知、見解或創意，用來指引自己研究的方向。
因為情境不同，每一個新的研究都必須在文獻探討方面仔細梳理過，並寫出難題所在（不然研究意義何在？），而非照抄先前發表過的文獻探討。不幸的是，柯志恩的兩篇論文正是如此，依樣畫葫蘆。本文無意逐句逐段的指出雷同的文字部分，附表詳細的列舉兩篇論文文獻探討重疊之處，任何人都可直接比對原文。
在《課》的論文中（全文15頁），從前言到方法一節前的文獻探討内容（頁16-21），除了一些文字删減或段落安排，絶大部分都出現在《新》（全文30頁）的文獻探討中（頁14-24），幾乎是完整的拷貝。換句話説，《課》的6頁文獻探討被移植到《新》的11頁文獻探討裏，這是抄襲形態的文本抄襲。另外，《課》的結論最後一段（頁27），幾乎全部出現在《新》的論文中（頁23）。如果《新》的論文引用《課》的論文，柯志恩多少可以辯解她没有隱瞞自我抄襲的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