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印小小18歲那年看完美國傳來的「六四」天安門影片，心裡滿是不敢相信，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90後青年陳誠對「六四」的理解，來自當年在北京當工人的父親。父親提起過，半夜裡「有解放軍跑到宿舍拿著槍指著他們」。
他們的「六四」記憶，都是支離破碎的畫面：比如印小小的是大遊行、靜坐、坦克上街；80後徐陽的記憶裡是學生被鼓動上街。從有限的官方解釋中，所有八零後九零後的中國年輕人或許都知道，「六四」就是「政治事件」的代名詞。
23歲的印小小到香港唸書，這個信息多元和開放的社會沒有防火牆，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體系長大的同學一起碰撞和聊天，讓她對六四有更立體的認識： 「這是一代人的悲劇，是一代人不願觸碰的傷疤。那一整波人的聲音，從此被藏起來了。」
來自父輩和同學朋友處聽來模模糊糊的片段，當最終可以在牆外的社交網站上「大開眼界」時，一下子打開的閘門衝來無數之前沒有接觸過的信息，這讓印小小們「不敢相信」。
再回頭看他們的成長，印小小發現，被主動藏起來的還有父母對政治的關注和勇氣。在北京的父母不願讓她接觸政治，或者在政治上冒險，雖然「六四」那晚街頭的槍聲是走過八十年代的北京市民的共同記憶。相比有機會出國看世界的80後子女們，印小小認為她的父母們「視野相對狹窄」，他們經歷文革，對政治有著本能的恐懼。
跟母親討論時政時，「我媽會說，你不要在公眾場合講這個問題，她本能的恐懼就出來了。」
小小母親的恐懼，是怕因言獲罪。
多年的政治運動的陰影在父輩那裡形成了默契，在家裡的飯桌上和朋友的飯局上，可以泛泛地聊一些政治話題。但「六四」永遠是最大的禁忌。公眾場合，莫談國事。一家人要關上門，才能安心講29年前的故事。
公共話語的嚴控
90後是中國網路上的原住民，一向「內事問百度，外事問谷歌」。百度的搜索結果給出了中國官方話語中對此「事件」的三句話解釋和定調：「1989年6月3日，一個多月來極少數人在北京製造的動亂，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駐守在北京城區周圍的戒嚴部隊奉命平息暴亂。４日凌晨，戒嚴部隊實行清場同時進駐天安門廣場，平息了這場暴亂。」
1989年後，在中國境內紀念「六四」從來不被官方允許。2012年以來，中共中央對意識形態控制越發收緊，中國的主流媒體被要求對黨絶對忠誠。多年來，在所有出版物和媒體上嚴審一切與「六四」有關的字眼和內容。任何關於「六四」的書籍在中國國內都無法出版。香港曾作為一度可以自由出版和傳播政治書籍的自由港，中國人會以各種方式，將在香港出版的著名政治傳記和記錄歷史真相的書籍，偷偷帶回去傳閲。但「銅鑼灣事件」後，獨立出版社的生存空間被不斷擠壓，這類書籍也逐漸從市場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