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改相關法律日後聲請釋憲時，可以想見必然會涉及憲法上的比例原則，大法官在進行比例原則審查時，究竟採取寬鬆或嚴格的審查基準，即為重要關鍵。如果採取寬鬆的審查基準，那麼只要立法者對於事實的判斷與預測，沒有公然、明顯的錯誤，或不構成明顯的恣意，司法即應予以尊重；如果採取中度審查標準，則會進一步審查立法者的事實判斷是否合乎事理、說得過去，因而可以支持；如果採取最嚴格的審查標準，司法者對立法者判斷就必須作具體詳盡的深入分析，只要無法確信立法者的判斷是正確的，就只能宣告系爭手段不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至於從嚴或從寬，則必須考量許多因素，例如法律所涉的事務，根據功能最適觀點，由司法或政治部門決定，較能達到儘可能「正確」之境地，以及所涉的基本權種類、對於基本權干預的強度，還有憲法本身揭示的價值秩序（參見釋字578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一般而言，大法官對於限制人身自由的規定，多會選擇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釋字577號解釋。大法官在認定有關行政執行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管收事由是否合憲時，無論留學國是德國或美國的大法官，都明白表示應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參照由許宗力大法官、王和雄前大法官、廖義男前大法官、林子儀及許玉秀前大法官共同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當然，即便是對於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採取嚴格審查基準，也未必會被大法官宣告違憲，例如釋字690號解釋，大法官對於「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的「必要之處置」包含強制隔離，即認為雖然涉及人身自由的限制，但相關規定並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因此僅以警告性諭示方式，要求相關機關宜儘速通盤檢討傳染病防治法制。
如果法律限制的是人民的財產權，學者認為倘若涉及人民「最低限度的生存權維繫」，即有從嚴審查的必要。另外一種情形，則是國家若以公共利益為由，強制徵收人民的私有土地，則因「公益」概念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任何經濟性、政策性的徵收，都很容易找到「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的理由，例如可促進地區發展繁榮從而使周邊土地房舍增值、可提昇都市景觀的美學層次等等，導致當事人無論如何費盡唇舌為自己爭取權益，也難以招架公權力詮解公益的話語權，而當事人以外的人民，因為沒有切膚之痛，也難生同理心，所以泛公益的說法（例如口頭禪式的「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等泛公益道德訴求，或「拼經濟」等口號），甚至會發生催眠的效果，因此，在此種情形下即應採取較嚴格之審查標準（參照釋字732號解釋李震山前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