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帕夫利克在上次的舉報上受到了表揚，後來變得愈加大膽，開始接連舉報周圍村民隱藏穀物或者反對集體農莊，引起了公憤。1932年9月3日，帕夫利克被發現死於他們村莊附近的森林，據說是被他們親戚刺死的。最終，莫羅佐夫整個家族受到了審判，除了伯父逃過此劫，他的祖父和祖母，堂弟和教父，全都被槍決。帕夫利克死後，成為了一代人的英雄，高爾基呼籲為這位年輕的烈士建造紀念碑，號召全體小學生學習這種完美的少先隊員精神。
對告密者的讚美和頌揚，毒化了一代人的心靈世界和精神生活。費吉斯在《耳語者》中寫到：「整整一代的孩子們從帕夫利克的身上學到，與親人之愛及其他個人關係相比，對國家的忠誠則是更為高尚的美德。舉報朋友和親戚不是可恥的，反而是愛國熱忱的表現——這種想法借助於這場個人崇拜，植入了千百人的腦子，成了每個人蘇維埃公民的切實期待。」所以，他們告密的時候，不會有任何心理障礙和愧疚感，而是理直氣壯的，甚至被自己大義滅親的舉動所感動。
那個時代的蘇聯，對許多普通人來說，被捕是沒有理由的，有可能是被你的鄰居舉報了，有可能是你的親人被捕，你是家族的一份子同樣要被捕流放，有可能你發了一句對最高領袖的牢騷恰好被路過的人聽到，各種荒唐的緣由不一而足。這種「隔牆有耳」或者「小心你的舌頭」成了耳語者產生的條件。隨時被捕的那種提心吊膽的恐懼，構成了大清洗時期的公眾常態。這個時候，你甚至渴望被捕，因為一旦被捕就意味著塵埃落定，你不需要抱有任何幻想，等待命運的判決，或生或死，或流放或槍斃。《耳語者》中，一位被捕的電影編劇回首往事，他對這種狀態有個很好的形容，他覺得大多數人因為恐懼陷入了癱瘓：「像是處於一種催眠狀態，實在想不到抵抗或逃跑。」
俄羅斯人已然告別了被告密者主導的時代，中國人卻仍然深陷在告密文化中無法自拔。習近平理想中的中國社會就是靠民眾自我審查及彼此監視來維持。對於統治者來說，「告密者國家」的模式比「員警國家」的模式更加高明——如果有人膽敢用墨水汙染統治者的畫像，根本不需要員警用各種高科技的刑偵手段去破案，一定會有目擊者主動去有關部門告密。很多時候，作為志願者的「朝陽大媽」比專職的員警還要管用。習近平的統治基礎，是數百萬全副武裝的軍警，更是數千萬無所不在的告密者。
生活在遍佈告密者的環境中，對於堅持説真話的人來說是極為痛苦的。當年我在北京生活的時候，除了每天要面對安裝在我家門口的攝像頭之外，小區的保安、國保員警僱傭的「聯防隊員」以及那些假扮成熱心讀者前來與我見面的密探，成了如同我的家人一樣與我如影隨形的人物。當國保員警審訊我的時候，他們的面前通常擺放著一疊厚厚的資料，就是那些告密者每日撰寫的關於我的一言一行的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