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重視「商業化」和「企業化」,限制「言論自由」和「校園民主」:在戴伯芬的文章中有這麼一段描述,「這個學校過去很尊重老師…曾幾何時…原本便宜價廉的餐廳…被便利商店、連鎖食品公司取代, …禮遇教師的作法逐一消失。 …關心校務以及社會公共事務的教師與學生可能被校方特別關切…,行政主管在公開的校級會議上挖苦教師、斥責學生。」
對教師、學生權益的侵害:不論是從亞太案中看大學校方漠視學生權益(例如迫使學生轉學、轉系),或者是近年來各校對於教師權益的妄顧(各種名目之扣薪、言語和工作上的威嚇。),私校在「大學自治」面紗下玩弄「金」、「權」,著實侵犯了學校中的主體者:教師和學生之權益。
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有這麼一段話:「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個智慧之世,也是個愚蠢之紀。」(“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it was the age of wisdom,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高教從廿多年來的擴張發展,到爾今少子化和企業化下,面臨變遷挑戰;我輩因之看到迴異於以往教育倫常理念的種種「金」、「權」亂象。高教何去何從呢? !是要趕快改善,還是要繼續沈淪呢?!考驗著行政管理的教育部、立法修法的立委、台灣民眾的監督,和我們這一輩文人學者的言責。
*作者為私立大專院校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