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部周五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通過調漲基本貿，月薪從現行新台幣2萬2000元調至2萬3100元，漲幅5%；時薪由140元調升至150元，調漲7.14%。總統蔡英文為此宣告「我們終於把曾經是低薪代名詞的22K，送入歷史了」。
不過，該注意的是：把「低薪代名詞」的22k送入歷史，並不代表低薪也被送入歷史，事實上低薪的幽靈仍環繞在全台各角落。
這次會議長達9小時多，被稱為馬拉松式談判，一如過去，勞方要得更多，資方抵死不放，總是想越低越好，政府挾在中間當和事佬；結果則往往是勞方要求與資方接受的調幅「相加除以2」收場，「完全符合民主」。
接著就要看企業與勞動市場如何調整了─雖然新的基本工資明年元旦開始實施，但前期的調整應該會先開始。對企業而言，那些幾乎已經無領取最低工資員工的企業，當然不太受影響；其它企業─特別是許多採時薪制的服務業企業，最重要的影響就是人事成本增加，對有能力漲價反應者，當然就漲價；不敢漲價就只能自行吸收，獲利也會降低。
最慘的是既無能力漲價又吞不下增加的人事成本者，大概只能減少聘用甚至關門大吉，這也是資方一直反對調漲，認為增加成本會導致企業經營困難甚至倒閉、反而不利勞力的理由。但是否成真，在不同時期、相異的經濟景況，結果可能都會不一樣─過去台灣曾有一年調漲基本工資月薪9%、時薪超過4成多的案例。因此，最需要關注的是這部份勞動市場的變化。
現實世界，正反案例都有；美國西岸幾個大都市─例如西雅圖，3年前把最低工資從每小時9.47美元逐年上提，2017年增加到15美元，但研究顯示並未造成物價上漲、也未拉高失業率（不過也有研究顯示不同結果）；但韓國去年一口氣上調16%基本工資，則已造成小企業倒閉與減少聘用，今年第1季度受聘的兼職勞工較去年減少約18.1萬人，零售、批發、餐飲與住宿等行業僱員少了大約9.8萬人，領取失業救濟金人數創新高。
結果不同的原因，主要就是看當地經濟景氣是上行還是下行階段、勞動市場鬆緊程度、企業原本的利潤高低等多重因素影響所致，而且許多時候會有長效影響─如中國省市在景氣好時大幅提高基本工資，1年調幅可超過2成，所導致的人力成本上揚，在之後數年才逐漸顯現。
因此對這次調高基本工資，相關單位應多注意其正負影響，因為在小英總統說出「基本工資3萬元」是她的夢想後，想當然耳的是那些官僚紛紛想方設法要幫總統圓夢；如果為替總統圓夢到只見狗腿馬屁，不見專業的程度，就可能變成基本工資提高了，但許多邊際勞工被掃出市場，甚至淪入更無保障、薪資更低的地下市場。掌握基本的研究與變化，有助未來的決策。
更重要的是，提高基本工資與解決低薪問題其實是兩回事，蔡政府切勿混為一談，民間時常感嘆的「薪資倒退n年」所指的實質經常性薪資，其實還是不如民國90年，那句「倒退17年囉」的辛酸話還是適用。
回顧過去更多年的資料，也能看出基本工資與平均薪資未必同步的現象。例如2007台灣的基本工資是15840元，10年後調到21009元，10年間上漲32.6%，但這段時間台灣持續陷於薪資停滯泥沼，名目薪資只能有個位數成長，實質薪資則持續倒退，號稱「倒退17年」。至於更早期的90年代，基本工資基本上變動不多，但薪資是年年成長，沒有所謂「低薪困境」。顯然在實證數據上，並不支持「調高基本工資救低薪」的想法。
台灣還有超過300萬勞工（約3分之1）月薪在3萬元以下，月薪超過5萬元者，占的比例不到2成，這個水準其實與20年前相較，增長有限，這就是社會怨聲不斷的低薪困境。不過，當臨近國家─特別是中國，薪資水準已逐漸拉近後，其實台灣已有突破低薪困境的條件：只要民間投資能多一點、對人力的需求高一點，就能讓薪資逐漸上揚。蔡政府多著墨在提振民間投資上，不要只知拉高基本工資，才是解決低薪困境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