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臺灣高教的發展，在廣設大學政策推動的二十多年來，老牌、新設和升格改名的普通、技職各類型大學校院遍地開花，不僅滿足、甚而創造了高等教育程度的學生市場需求，大學入學率2022學年到達了98.94%，大學以上學歷人口數2022年接近1千萬人，高教人口規模居全球第二，但輿論也早有「重量不重質」之譏。
在教育部運用競爭性計畫經費的強勢主導下，大學辦學也顯得卓有成效，如世界百大排名臺灣不再是絕緣體，算到5百大的話也有10多所大學進榜，「競爭力」果然增強。透過鉅額經費的「拔尖扶弱」，獲得頂尖研究大學、教學卓越大學、典範科技大學等計畫經費補助的學校為數甚多，儘管這些計畫本應是對辦學力度不足之「補助」，但常見大學將之操作成對辦學績優之「獎勵」，混淆視聽不說，這些鉅額經費超級大計畫是否真實提升了臺灣整體高教之品質？好像也沒能具體給國人一個說法。
如果只看以上2個現象的前半段：「大學程度學歷人數世界前茅、以及大學在國際排名上有所增進」，我國高等教育確實「績效卓著」，此成果適合編入教育年報之類的政府刊物作為大內宣。但在這值得說嘴的檯面下，卻隱含著我們高等教育出現令人慨嘆的殭屍化（zombified）危機。
沒有思想功能的殭屍機構
在理論和方法上尋求轉變社會學傳統框架的德國社會學學者Ulrich Beck（1944-2015），將傳統社會系統裡如國家、民族、階級、社區等概念，稱之為「殭屍概念」（zombie concepts），其意是這些社會系統類別其內容已經死亡，剩下空洞的術語，但仍然存活著且在使用，但這些術語可能已失去了其原始含義，剩下的僅是一個殭屍類別的術語[1]。
本世紀初Beck的殭屍概念被許多學者重新重視，並將之應用於檢視大學教育，遂出現「殭屍大學」（zombie university）之說[2]，指摘當代大學已變成準市場機構，專業精神和學術信任的道德標準低落，取而代之的是學科對學校經營的貢獻度，和教職員績效責任的計量，改變了原本重視的大學自主思維，校園內充斥「凡是有價值的東西都應該是可以計量的」工具性思考，而「思想」難以計量，故不受重視。
又如英國「卓越研究體系」（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REF）將大學科研成果以量化指標為核撥經費基準，以致人文學科中有價值的研究卻不適配REF制定的可量化標準，而REF還要求學術研究提出「影響力」報告以便控制大學，大學對此視而不見，幾乎默許了這種控制，還採用「創造性寫作」（creative writing）的技巧來迎合要求，教師們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填寫計畫書及撰寫研究貢獻；學者們更發現，REF並非要把大學所創造的思想發揚於世，反而是阻止思想產生真正的影響，甚至是防止那些以思考為己任的人思考，最終導致大學裡智力活動明顯社會化，思想明顯政治化，當代大學既無力阻擋，又迫切需要這種控制帶來的實質利益，只好習慣了「在控制下思考」（thinking under control），逐漸喪失了直接思想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