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老師的九秩壽慶即將來到，我在二○○九年曾經寫了〈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收入他的八十歲壽慶論文集《文化與歷史的追索》「前言」。那篇文章刊載於論文集，可能流傳不廣，現在增寫該文，訂定新題，為老師的九十歲生日獻壽。增加的文字有兩部分。首先是關於我在前往耶魯大學求學，成為老師的學生之前，對於老師的了解和印象。我在一九八一年八月到耶魯前並沒有和老師正式見過面，但他對我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對他也有一些了解。我把這部分寫出來，除了可以算作臺灣知識界對余老師「接受史」的一個樣本，說不定還有有助於大家對余老師的認識。其次，我也對十年前的舊文有所增訂。現在這篇文字可以代表余老師在我心中絕大部分的印象。另外要註明，本文增訂的部分，大多已另行刊載於二○一八年十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陳弱水二○一九年一月一日識。）
一
第一次聽到余老師的名字，是在電視新聞上。余老師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十屆院士，當晚我從電視上看到新聞。我當年正好考大學，七月十六日還沒放榜，但我已知道自己大概會進臺灣大學歷史系，我從來沒有聽過余老師的名字，對他充滿好奇，入學後就留意有關他的訊息。
在我到耶魯之前，余老師對我發生的影響大概有三個方面，先從最重要的說起。余老師的長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於一九七六年一月一連七天在聯合報副刊連載。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震動。當時我並不知道其他人的反應，但自己深受吸引，記得文章連載期間，我每天一早就從家裡走到北投市場去買報紙，完全處於「先睹為快」的心情。幾個月後，這篇文章的姊妹篇〈「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刊出。很明顯，這兩篇文章奠下余老師在臺灣知識界與人文學術界的影響力與重要地位。
我當時是大二學生。大一下學期時，林毓生先生來臺大歷史系客座，開授一門「思想史方法論」的講演課，我前往旁聽，得知世界上有思想史這門學問，深受啟發，開始閱讀有關著作，其中也有余老師的作品。但〈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兩文性質不同，它們是在專門研究的基礎上以通貫的方式探討中國思想與政治史上核心問題的宏大之作，而且具有現實的意義，對當時很多年輕知識人帶來衝擊。我自己不但被文章中的問題和論點吸引，而且因為我是學歷史的，不知不覺也想把這樣的取向帶入自己的學習與思考。自此之後，我就更留心老師的著作了。
前面說過，我開始接觸余老師的著作，是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刊出之前。我最早接觸的著作之一是《方以智晚節考》—一本有關明末遺民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一）的研究。我是在當時位於羅斯福路四段口的學生書局發現這本書的。這應該是余老師一本比較冷門的著作，它是考證之作，又是用文言文寫的，我卻深受吸引。這本書文詞優美，而且從余老師何以會發現方以智晚節這個問題，就深具偵探的趣味，考證的終局又有嚴肅的心靈與文化意義，這也是最早啟發我如何進行考證的作品。我讀來興趣盎然，不時跑到學生書局去看，就這樣倚著書架幾乎讀完。《方以智晚節考》是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的，對當時臺灣的大學生而言，香港的原版書有如天價。我不斷站著讀，不知什麼時候，終於狠下心買下來。除了這本書，我還託人到香港買了余老師在龍門書店出版的《論戴震與章學誠》（一九七六），這兩本港版書現在還在我研究室的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