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以後的中國歷史發展脈落，想當然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人都不太可能獲得院士資格，因為他們的學術被歸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與當時一起渡台的胡適等自由主義者理念不同。如果以學術的簡單分類，錢穆先生和徐復觀先生是從事「中國思想史」的領域，而牟宗三先生和唐君毅先生則從事「中國哲學」的領域；前者是從立足於中國歷史，後者是對中國哲學進行重新的詮釋，為中國哲學注入新的生命力。
牟宗三先生和唐君毅先生跟胡適一樣，都支持西方的民主自由精神，但他們努力的方向，是重新詮釋中國儒學，並從中國儒學當中的理論，開出一套支持西方民主自由的理念。牟宗三先生和唐君毅先生所堅信的，是我們不能拋棄自己的傳統文化，不能成為沒有歷史的「人」，沒有文化就沒有土地。這正是明末所言的「亡國」與「亡天下」之分，亡國當然悲哀，但更悲哀的是連自身的文化也被清洗掉，我們如何去理解自己的身份？如何在世界裡找到自己的位置立足？唐牟先生相信中國傳統文化能夠為西方民主自由理念提供厚實的基礎，使西方民主自由能植根於中國土壤。
當然，錢穆先生最後有當選為院士，而學術貢獻不低於錢穆先生的牟宗三先生和唐君毅先生則沒有，亦有各種不可控的因素，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史語所」在當時的權力比較大。中國傳統沒有「哲學」之稱，是近現代吸收西方學術系統才開出的領域，從在中國歷史上成立的時間上看，「文哲所」比「史語所」年輕太多。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翟志成教授的論文〈錢穆的院士之路〉。
楊儒賓教授的研究引起最大爭議是《1949禮讚》和《思考中華民國》，以「中國」出發的論述令部分支持台灣作為國家主體的研究者不滿。然而，如果把這兩本書放在跟當代中國儒學與中國政權為對話的框架裡，很明顯楊教授是運用了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動說」，主張中國文化在台灣的觀點。簡單來說，楊教授是要跟當代中國爭奪「中國文化」的話語權，認為中國儒學的「命脈」和「道統」最後落在1949年逃亡到港台的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等人手上，而非當代中國大陸的「新儒家」。楊儒賓教授對中國文化在台灣的重視，是看到台灣要成為主體國家，背後必然要具有深厚的文化論述，而中國文化正是現在台灣可以值得驕傲的國家資本。這種想法很容易令其他讀者、研究者誤會楊儒賓教授把「中國文化」放在台灣的中心位置，而台灣其他文化（包括原住民文化）會落在邊緣位置，而被中心文化所壓迫。然而，楊儒賓教授在詮釋中國儒學時，致力以「多元文化」切入，例如在《原儒：從帝堯到孔子》一書就闡述作為殷人的孔子推崇周文化，孔子個人對文化的選擇和肯定並非局限於自己出身的文化，而是以文化的高度作為標準。以此連結，楊教授的研究立足於台灣，對出生的台灣帶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個人作出的選擇和推崇是中國儒學，以此為台灣取得文化話語權。如果台灣要放在國際上，與一眾泱泱大國相提並論，台灣這個國家可以拿出多少「資本」與他國並列？作為世界上最悠久的中國文化，楊教授認為這就是台灣人可以值得在國際舞台上所秀出的「好牌」，台灣人不應該自我摧毀手上的「籌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