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儒賓教授的研究雖然以中國哲學為主，但背後有自己的強烈政治關懷和政治傾向，既不討好中國大陸（《1949禮讚》與《思考中華民國》被中國大陸列為禁書），亦不討好台灣人。然而，楊儒賓教授的擇善固執最後得到台灣學術界的最高肯定，可以說，台灣學術界通過對新儒家學者的認同，顯示出多元開放的風氣。
二、楊儒賓教授作為新儒家的傳承人：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作為他的學生，其實很難書寫自己的老師。第一次遇到楊老師，是2012年老師到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擔任交換教授。楊老師當時在哲學系的大學部開了《思與詩》一課，談哲學與文學的關係。中大的哲學系傳統，比較重視訓練學生的哲學概念、哲學分析那一塊，而「文學」則是安置於「中國文學系」那邊，少談跟中國儒家的《詩經》、《左傳》和有關中國儒家的詩詞等等。當時我在選擇大學主修領域的時候，在中國文學與中國哲學之間猶疑了很久，以我自己個人的性情可能更接近於中國文學，但因為當時香港中學的教育制度，文科生從中四就可以修讀「中國文學科」（不同於「中國語文科」）直到高考。當時我已讀了四年的「中國文學」，覺得自己對中國文學有基礎了解（當然還是停留於表面），但哲學還是比較難以進入，不是只依靠自己閱讀就能理解，所以最後選擇了「哲學系」，副修「中文系」。
還記得楊老師在課上第一堂談的好像是《中庸》某一節「天命之謂性」，因為我們在高中文學科時已讀過，課堂結束後，我和幾個同學一起離開，其中一個女同學口不擇言說，「剛剛教的東西好像太簡單。」我突然看到楊老師就站在我們身後，面露尷尬，我猜到老師大概聽得懂廣東話，我也瞬間尷尬起來，就說，快點走吧。那個時候，我的國語非常糟糕，大概只能聽懂十分之三，發音較接近廣東話的部分。老師談到「屈原」，我還問旁邊的男同學「屈原是誰？」他用廣東話告訴我。課堂內容現在也忘了很多，記得老師非常喜歡屈原跟陶淵明，他說一個優秀的詩人也是優秀的哲學家。這句話很打動我，因為以前我閱讀的米蘭．昆德拉、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人的文學作品，覺得他們的思想高度不低於很多哲學家，只是他們寫作的方式跟「哲學」寫作方式不同吧！
正經的內容不太記得，反而記得他提起蘇格拉底的太太。他說：「蘇格拉底的太太被人寫成『潑婦』，整天罵做哲學的蘇格拉底。我有一個女生朋友跟我說，她先生都不回家，在外面一直跟人談哲學。你說，如果一個先生不回家，他太太會怎樣？」聽到的當下，我突然覺得，老師雖然是男性，也到中年，還可以從女性角度去出發，很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