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食是一種決心的展現，為的是表達出對於農業困境的焦急與憂慮。持續六天的時間，是一種身體的慾望與心靈的渴求之間的拉鋸戰。
那以後，先行到二林現場進行家訪，並將訪談轉化為街頭劇。一輛劇團的九人座行旅車，載著簡易的道具---幾個木箱，一路夜行南向而去；隔日，在一處蔗田附近的街角，擺開木箱，就地表演街頭劇：【WTO夜訪楊儒門】。風飛沙的十字路口，我披著一身黑斗篷，扮演死神WTO。一首詩，在演員的合頌間響起：
「一粒米值多少錢？」你問風
在你差些踏上袓田前，風將你
推向路口的讀書人，斯文的臉孔
潛伏著ＷＴＯ的分身，頭頭是道
道你是本土化的恐怖份子。
炸彈客，人家這樣稱呼你，並不忘
在主流的門旁，給你留個邊緣的攤位
就說：危險!危險!這裡騰清。
但，那時，你微笑著一張臉
不忘給底層、給農民
一個清清白白的行動，走進法庭
就像你將白米，擺在政客的裝聾作啞間
那以後，在我岔出蔗田裡的風飛砂小徑，遇上的不是戲劇中的場景；只有風在身體上留下跨越時空的想像，孤寂中，有一條路，在斷斷續續的踟躕中踩踏。錯落的腳蹤，引發的恰是【歷史報告劇】的地下室演出，吸引來眾多觀眾，演出後設了一募款箱在入口，魚貫出場的觀眾中，冒出兩位青壯年的陌生朋友，各自掏出口袋中的千元大鈔，落入募款箱中。
這行動，引發我的好奇，上前去打招呼，問候為何關切楊儒門事件的劇場行動。他們望著我說：「上週開庭時，我們就是庭上的檢察官呀！」這席話，驚醒著他們眼前的我，也讓我永生難忘。因為，我們一行人剛於上一週在台北地方法院庭上，聲援楊儒門。
法庭上，楊儒門在被告庭上的辯護，簡直可以用出神入化來形容。提告的恰是眼前這兩位眼神炯炯的檢察官。我當然問，「你們不是提告他的檢察官嗎？怎麼出現在聲援被告的劇場裡呢？」他們的回答，不約而同而令人深切難忘，「我們被他說服了，他沒有罪…」。檢察官走出劇場，末入暗巷的背影，點燃一盞希望的火苗…。
楊儒門後來還是被判刑了；多年坐牢後，也被特赦了！這件事，多年來在我心中醞釀，寫入記憶事件行列中，蔚為劇場文化行動的詩行。我想起演出中，演員引用1920年李應章在農民組合抗爭後，書寫的一首詩：〈甘蔗歌〉。詩行平白易懂且深具運動性：
甘蔗咱種價咱開，公平交易才應該；
橫逆搶人無講價，將咱農民做奴隸。
嗨呦呦！啥人甘心做奴隸！
登記種蔗做農奴，苦在心頭無處呼；
弱者只好手牽手，據理力爭咱自由。
嗨呦呦！不達目的不罷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