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市府於日前重啟社子島專案工作站，副市長李四川到場主持開幕典禮，他表示，他「在民國70年就到臺北市政府服務，當時就說社子島要開發，過了42年，現在還是做一樣的事情，可見懸宕太久了。」他更強調，「社子島勢必要隨都市發展做必要的開發建設，一切都要依照都市計畫處理。」
對於臺灣都市計畫的研究者而言，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發言，因為李四川掌握都市計畫的規劃權力，他的這段話可以被用來審視及瞭解那個支撐臺灣都市計畫的「規劃理論典範（paradigm of planning theory）」到底為何；再者，由於臺灣都市計畫約是在90年前由歐美國家移植而來，因此，更要問，當歐美國家的規劃理論典範都早於上世紀下半葉（尤其是在1960年代）就已經有了重大變革之後，臺灣的規劃理論典範到底有沒有跟著改變？還是依舊是停滯不前？
支撐臺灣都市計畫的規劃理論典範為何？
上述問題非常的重要，為什麼？因為都市計畫是被用來定義及追尋一個國家及社會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都市計畫就宛如是公共利益的化身，只要是被政府所核定的都市計畫，那麼它的法律效果是非常宏大的，例如，政府就可以以此來剝奪人民在《憲法》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中所享有的基本權利，這如生存權、財產權、工作權與居住及遷徙自由等重要權利。也就是說，當李四川強調「一切都要依照都市計畫處理」時，同時也就表示：都市計畫就代表公共利益、都市計畫就可以作為社子島區段徵收的基礎、都市計畫就可以剝奪社子島居民在《憲法》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瞭解至此，這會否讓你對都市計畫不寒而慄？而近二十年來，臺灣所發生的土地徵收及市地重劃等重大迫害人權議題，如苗栗大埔事件及臺南鐵路東移事件，其問題的源頭是否
也都在此？
因此，非常重要的，若我們要有都市計畫體制，那麼該如何來定義公共利益，就變成是規劃理論典範探討的最核心關鍵，而規劃理論會不斷地進行不同典範的移轉，其原因也就是在此，這也就是吳綱立教授論著（1998）的重點。
因此，當李四川表示「過了42年，現在還是做一樣的事情」時，是否也就隱含著由1981的戒嚴，到了現今已經解嚴37年的2024年，臺灣的規劃理論典範仍未隨著臺灣的民主轉型而有了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它是否仍然是固守於戒嚴時期的規劃典範？
即臺灣的都市計畫是否還未解嚴？關鍵的「公共利益」是否仍然僅是由少數掌權者所獨斷？人民迄今是否仍然沒有參與定義及詮釋「公共利益」的權力？若是如此，那在民主轉型年代，這個都市計畫所宣稱具備「公共利益」的「公共利益」，還是「公共利益」嗎？若不是，那麼它還具備剝奪人民基本權利的權力嗎？臺灣的都市計畫是否也應該要進行規劃理論的典範移轉，由此來實現土地或居住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