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計畫所面對的問題其實不單純是科學問題，它們更是難纏的社會及公共政策問題（wicked problem），因為我們根本就無法排除價值的影響。社會問題的定義並非是客觀中立的存在，其中包含了各方力量運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這中間包含了權力、利益、價值及不同的意識形態等。這些難纏的社會問題，是無法用科學的方法來予以馴服的。
上述的論點也可由知識論觀點尋得註腳，這也使得過往純然立基於科學理性知識論觀點受到相當大的挑戰。許多學者指出過去的社會科學往往是以科學及技術為主要之判準，以此來決定學術研究是否具有價值，也唯有透過科學及技術驗證的知識才算是真正的知識，其他的知識則是皆可棄諸於一旁。但是，許多規劃理論研究者卻認為上述的知識論是帶有濃厚的扭曲及偏差，因為它用虛假的科學理性來對抗及排除政治與價值的選擇，後者皆錯誤的被視之為不理性，並不屬於知識的範疇。
然而，知識其實是一種社會主觀的建構，它並不純然是由科學及技術的層次而來，其實，人們日常生活之經驗，也是充滿了知識，而這些知識是公共政策制訂時必須給予尊重的，惟很遺憾地，在臺灣的都市計畫中，它們卻時常都是被漠視及被排除的，致使他們只能走上街頭大聲的抗爭。
公共利益被極度的掌控、限縮及扭曲
因此，臺灣為何會頻頻發生土地掠奪及家園迫遷的土地及居住不正義問題？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臺灣都市計畫的規劃理論典範被主政者及權貴菁英們極度的掌控、限縮及扭曲，所謂官大就學問大，主政者及都委會委員根本就不重視、甚且是蔑視民眾的心聲，舉例言之，長年擔任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的施鴻志教授竟然在臺南鐵路東移都市計畫審議過程中，公開指責參與的民眾「是來亂的，你們愈亂，賴清德的票則會更高」的荒誕言論，而我本人也是屬於被他指責的對象之一。
惟在此荒誕言論中，卻也源源不斷地湧現了一股微弱的希望，如廖桂賢教授與幾位年輕朋友於去年所共同出版了「城中一座島：築堤逐水、徵土爭權，社子島開發與臺灣的都市計畫」一書，觀其內容是非常的精彩。廖桂賢非常精闢的主張，「都市計畫不是科學，而是權衡的藝術」，她並且要求「臺灣的都市計畫應：1.容納多元的空間價值2.符合民主精神，尊重在地需求3.檢討效益主義，邁向正義原則」。這些觀點都非常的重要，惟我們卻要問，這樣重要的知識能夠進入臺北市或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審議過程嗎？沒有的，廖桂賢這樣重要的知識都是被都市計畫體制排除的，致使這樣的知識只能停留在街頭或都委會會議室外的抗爭場合，這是臺灣都市計畫的極大的悲哀，而這也造成了嚴重的土地掠奪及家園迫遷社會問題，臺灣的都市計畫其實還未解除戒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