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反民主的司法干預：台灣 這些「大」法官完全沒有意識到司法權在民主政治下的反民主 （不止是「反多數」）性質（美國著名憲法學者艾利 （John Ely) 的警告）。不僅積極介入民選國會和總統及行政院的政治鬦爭，而且一面倒向行政權一方。以為自己的正當性還超越民選的國會。完全不了解此種反民主設計，最多是必要之惡的權宜之計。
3. 欠缺大智慧和司法素養的大法官：美國開國元勛曾經就司法權的性質，說過舉世聞名的政治原理，「司法不像行政擁有軍隊，也不像立法控制錢袋，如何對抗兩者？只有依賴其智慧建立起來的聲望及地位 （Federalist 78），沒有其他。」
在台灣，原本應該具有某種智慧的「大」法官，卻完全遺忘或忽視這個警告。以極為粗糙的論述和作為，偏袒少數民意為基礎的行政權，完全壓制最具國民主權性質的立法權。
有些讀者或許會質疑我認為大法官缺乏司法素養的指控。那我就隨意舉一兩個例子，表示不是無的放矢。例如，極度欠缺問題意識：前面已經說了，大法官不去憂慮現在的憲政問題是「半」總統總攬行政權，卻不受國會監督。而用以監督以為有總統撐腰，可以咆哮公堂的行政官員的立法院調查權和質詢權，却是隻無牙的老虎，根本發揮不了作用，導致官員一家蠻橫。對這些燃眉之急，有人視若無睹，卻反而使用不具溝通誠意，在我看來是無法與之討論的類似「無限回歸」（infinite regress）的拙劣手段刁難。人要真意溝通，必須有溝通的誠意，至少不能指鹿為馬，並接受語言起碼的共識。然而，據說有司法改革英雄，咄咄逼人：什麽是「反質詢」？「反質詢」 就是反嘴，以問答問；什麽是反嘴？以問答問？以問答問叫反問；什麽是反問？如此咬文嚼字，類似司法改革三十年，有完没有？
4. 一知半解的緊急處分：台灣的憲法法庭所依據的「臨時處分」相關條例，雖是歐美憲政實踐上不陌生的機制（英美法是司空見慣。但例如德國憲法法院也有類似的權力），卻不是周全的條文。台灣的「大法官」對此機制沒有真正了解，更没有意識到是衡平救濟的例外手段。而只是引用法條，照本宣科。在不自知，也無論證，更還沒有正式辯論之下，暴露早已形成的違憲偏見。
多年前在美國，我的當事人遇到法律上的緊急情況，我認為必須即刻聲請「禁制令」。我雖不是訴訟律師，但在所有同事都分身無術的情況下，自得親自上陣。申請後幾乎馬上開庭的是美國全國著名的聯邦法官 W. Arthur Garrity （曾下令政府以公車在白人及少數民族校區之間，交換學生，以打破種族教育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