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次安倍政權之所以成為日本政治史上少有的長期穩定政權，歷史背景就是1994年一連串的政治改革。被稱為五五年體制的自民黨近38年長期執政期間，派系和族議員利用分權的自民黨組織，產生出政、官、財三方的緊密關係，也發生欠缺領導中心和結構性貪汙等問題；應該要解決上述問題，以英國型的政治體制，也就是將可能政黨輪替的兩大政黨制，和以此為前提的首相權力集中作為目標，就可以持續不斷地進行改革。
在1994年的政治改革中，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被導入眾議院選舉，取代以往的中選舉區制，另一方面強化對企業、利益團體政治獻金的規範，並導入政黨補助金制度。此外，透過橋本政權的行政改革，強化省廳重組和內閣功能的計畫，並於2001年實施。其中，在小選舉區制的背景之下，1998年成立的民主黨雖幾經波折，仍持續成長，並在2009年的眾議院大選上大勝自民黨，真正達成了政黨輪替，這可以看作是一連串政治改革的成果。
與政治改革並列的另一歷史背景，是民主黨政權的失敗；詳見亞太倡議智庫的前身──重建日本倡議基金會所著《檢證民主黨政權的失敗》一書。民主黨政權無法履行政見，於2010年參議院選舉失敗而陷入「分立國會」的窘境，短時間之內就顯現出窒礙難行之處。民主黨因增加消費稅而產生分歧，其中一派作為「第三勢力」成立日本維新會，並活躍於日本政界，導致2012年的眾議院選舉以失敗收場。如此一來，兩大政黨中能與自民黨抗衡的一端遂逐漸衰弱。
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的當時，政黨輪替的可能性明顯低落，權力也逐漸集中於首相。其中，政黨輪替的可能性低落指的就是自民黨「一強」，首相集中權力則是安倍「一強」。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為長期穩定政權特例的原因，可以從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和其部分性的挫折，還有民主黨政權的失敗中尋求。
然而，第二次安倍政權也有過瀕臨政黨輪替的危機。2017年，安倍首相爆出森友‧加計學園醜聞期間，在東京都議員選舉中贏得多數席次的「都民優先會」，憑藉著勝利的餘熱，試圖推派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參與國政。雖然安倍首相因考慮到「只能趁小池百合子還未準備好時出奇不意地突襲他們」而決定解散眾議院，但安倍回憶起解散國會的記者會和希望之黨組黨為同一天舉行時，不禁「打了個冷顫」。結果，首相的解散預測成功，繼承民主黨路線的民進黨分裂成希望之黨（國民民主黨的前身）和立憲民主黨；獲得眾議院大選勝利的自民黨，就此穩固「一強」的地位。
安倍「一強」也曾因醜聞產生動搖。透過政治改革而制度化的首相權力強化，本就沒有自動保障首相的領導力，反而隨著權力擴大，開始要求首相具備經營政權以及政策相關的高度能力。實際上，2001年實施橋本行政改革以後，成為長期穩定政權的，就只有小泉純一郎政權和第二次安倍政權。繼任第二次安倍政權的菅義偉政權，一年多就結束執政。儘管我們的檢證已十分留意制度性的前提，但還是會重視政權的治國才能（statecraft），就是基於這一層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