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亂反正與極左回潮 文革後的《黃河》大戰
文革結束後，作為「江青寵兒」的殷承宗作為「四人幫」的「爪牙」接受了四年的審查，最終離開了中央樂團，也離開了中國，赴美國定居。《黃河協奏曲》作為文革樣板戲，一度趨於冷淡甚至銷聲匿跡。曾參與文革時期中央樂團《黃河協奏曲》創作的鋼琴家石叔誠，1980年代任職於中央樂團，在1989年將作品第四樂章《保衛黃河》中的《東方紅》和《國際歌》祛除，代之以《黃河船夫曲》的旋律。另一位曾經參加文革時期《黃河》創作的小提琴演奏家杜鳴心，也對《黃河》進行了修改，同樣是祛除了《東方紅》和《國際歌》，而代之以《黃河頌》主題旋律，由中國著名指揮家湯沐海指揮德國柏林廣播交響樂團、鋼琴家李堅彈奏，錄製成唱片。至此，《黃河協奏曲》出現了「黃河船夫曲版」和「黃河頌版」。1990年代，石叔誠的「黃河船夫曲版」《黃河》漸漸流行，大有取代文革版本（即《東方紅》版）的勢頭。
這兩個版本筆者都欣賞過，「黃河船夫曲版」的結尾非常雄壯和磅礴；「黃河頌版」的結尾則非常深情和厚重，可謂各有千秋，但都是為了宣示真實歷史、祛除「政治干擾藝術」的努力嘗試，令人感動和鼓舞。從某個意義上說，這並不是「改編」，而是回復歷史本來的面貌——既回復這個作品的原貌，因為作品初稿並沒有《東方紅》，是江青要加入的，更何況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原本就沒有《東方紅》；同時也是回復真實的抗戰歷史，因為作為紅色革命樣板作品文革版《黃河》根本不能夠呈現抗戰的真實，完全抹去了國軍在抗戰中的存在。中國大陸的藝術家們在用這種方式和文革歷史、文革思想，在道德上劃清界限，並宣示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尊嚴和人格。
不過，事情在1996年發生了重大變化。殷承宗在美國為文革版《黃河》註冊了版權，再加之石叔誠已離開中央樂團，更重要的是，1990年代中後期的中國因為市場化和商品經濟的確立，貧富差距拉大，北京官方為了避免重蹈1980年代自由化帶來政治衝擊的局面，開始拉抬毛澤東，毛本人在中國民間評價開始回潮，極左力量開始沉渣泛起。這些綜合性因素，導致了石叔誠、杜鳴心等人改版的《黃河》，最終漸漸邊緣。文革時期的「東方紅版」《黃河協奏曲》，逐漸再度成為主要的演奏版本。中國官方的人民音樂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的《黃河協奏曲》總譜，也是以「東方紅版」《黃河協奏曲》為準。當然，2001年出版的總譜，已經不再有文革時期的極左色彩的文字說明和舞台佈景字幕。這顯然是一種官方立場的宣示。自此，在北京奧運、2015年抗戰勝利紀念晚會等官方場合，「東方紅版」《黃河協奏曲》不斷出現，也傳播到了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