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國軍將士 必不知《東方紅》、《國際歌》
關於《黃河鋼琴協奏曲》第四樂章是否應該保留《東方紅》和《國際歌》，以及由此出現了三個不同版本的情形，絕不僅是藝術或音樂作品的版本學問題，它的背後其實是大是大非的歷史觀、價值觀以及人生觀問題。從歷史觀來說，這關乎對日抗戰時期究竟誰是守土抗敵之主力、究竟是誰領導了對日抗戰？這不單是歷史真實和完整過程的表現，更關乎後世數十年至今的一切中國史、兩岸互動史的評價，也高度牽涉對中國現代史的人物是非功過評價問題。從價值觀的面向來看，這關乎「藝術是為政治服務、還是藝術家自由創作」這一重大課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為工農兵服務。《黃河協奏曲》就是這「二為」方針的產物。但誰是「無產階級」、誰是「工農兵」？這些概念的定義和範圍由誰來決定，則是更加複雜、迄今都沒有答案的問題。「工農兵」，是北伐戰爭時期，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提出的概念。對日抗戰中的國軍，是不是「工農兵」的「兵」呢？如果是，為何文革誕生的《黃河協奏曲》完全沒有呈現國軍抗戰守土的光榮歷史？如果不是，那又是以什麼標準和依據，將國軍排除在「工農兵」的範圍之外？最後再看人生觀，殷承宗捍衛「東方紅版」《黃河協奏曲》，他捍衛的是自己的人生意義和藝術榮譽；但他似乎沒有考慮過：在那個荒誕和殘酷的文革十年，絕非他輕描淡寫的一句「人無法自己選擇時代」輕輕帶過。當殷承宗在那個十年受蔭蔽於江青而飛黃騰達、迄今都享受藝術光環時，無數的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被迫害、被處決、被迫自殺；無數的國軍先輩在中國大陸被關入勞改農場、被當作中華民國政府的「殘渣餘孽」而被專政，他們不僅失去了衛國勇士的榮譽，甚至沒有了做人的尊嚴；無數的國軍紀念碑、公墓被推到，國軍抗戰烈士被挫骨揚灰。
由於殷承宗在美國註冊版權的舉動，今日在中國以及全球演奏的《黃河協奏曲》，仍然是「東方紅版」。但即便如此，文革時期搭配在《黃河協奏曲》上的那些字幕，也已經徹底消失、不再出現。「東方紅版」《黃河》的再度興起，絲毫無阻無數包括中國大陸人民在內的海內外華人和有識之士追求抗戰歷史的真相。我們要為石叔誠、杜鳴心這兩位藝術前輩留存於世的《黃河協奏曲》版本而向他們表達感激，因為他們留下的版本，不僅是藝術家對中華民族苦難歷史的反思，更是國軍抗敵守土真實歷史的呈現，是還歷史以尊嚴。
抗戰時期的國軍健兒，不知道《東方紅》和《國際歌》，但這不是他們的罪過，更不是可以剝奪他們歷史尊嚴的藉口。正因為「黃河船夫曲版」和「黃河頌版」的存在，在淞滬的四行倉庫、在盧溝橋上、在滇西北緬之密林、在長沙城外、在衡陽街巷、在武漢外圍、在巍峨的崑崙關、在忻口和娘子關、在慘烈的中條山、在孤城常德、在台兒莊、在鄂西石牌、在上高與浙贛烽火、在廣州與粵北韶關的廣袤戰地、在宜昌江水濤聲中、在福州數次爭奪、在魯蘇和冀察戰區的游擊洪流，中華民國國軍將士的鮮血沒有白白流下。這也是給予國軍將士的尊嚴。有尊嚴的《黃河協奏曲》、有尊嚴、有品格、有情操和呈現真實的藝術，永遠值得後人尊敬。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著有《銘誌天星：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黎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