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見我的朋友張先生（下稱作者）的學術訪談錄再度結集出版，並以《遠見》為書名，是《見解》的續作。作者雖年輕，卻已是中國大陸傑出的資深記者。我們結交多年，承其雅意，囑我在出版以前寫些讀後感，我覺得義不容辭，便不假思索答應了。事到臨頭卻遲遲不知如何落筆，因為他的訪談涉及縱橫廣深，往往不是我的學力範圍所能置喙的。但我感覺《遠見》的書名取得甚為貼切——如果必須找出一個鮮明的主題，那就是「遠見」，因為訪談的內容除了趣味盎然，尤深具啟發，為當今學科孤島化和碎片化帶來清新的橫向聯繫，它透露的真知灼見與生命歷程對有志青年更是思考的典範。（按，姑隱作者本名。《遠見》數年前已由出版社完成編輯、校對與排版，唯該社高層突然出事，以致許多書未能付梓，本書只是其中之一。）
（甲）其人
作者是知識型記者。他在報館編輯文化評論版以外，另闢蹊徑，與學術人和文化人從事深度訪談。這類知識性訪談目前在中國開始受到矚目，作者是其中的佼佼者。為此，容我先從傳播研究的專業角度，約略述評我對記者、新聞和媒介理解的脈絡，接著我將為作者獨特的角色與風格提出觀察，不妨視為小型的個案研究。
記者的天職是採訪新聞。從前有人說「新聞」（news）是東（E）西（W）南（S）北（N）的組合，也就是記載社會的眾生相，以致民國初年出現「有聞必錄」的說法。「有聞必錄」是對新聞本質的一種浪漫、粗糙而不實的想像。其實，清末民初時期記者的地位低落，被視為仕途失意落魄文人的歸宿。林語堂（2008）批評上海的大報「《申報》編得很濫，《新聞報》根本沒編」，因循守舊，只以一些無聊的消遣性文章充篇幅。根據他的統計，直到1922年《申報》新聞占不到報紙篇幅的三分之一，而國際新聞只是新聞的百分之四（頁146—147）。別的不說，以如此微不足道的篇幅，怎麼可能「有聞必錄」？迨至1930年以後，記者連同律師、醫生、教師開始建立職業團體意識，繼而引進美式新聞教育，新聞才逐漸成為中產白領階級的行業。其後數十年各種風起雲湧的變化，則自然無法在此詳談了。
無論世界和科技如何變化，記者和新聞媒介的注意力必然是掛一漏萬的，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有聞必錄」。縱然今天網路和新媒體這麼發達，提供幾乎「無限的」篇幅，也不可能做到有聞必錄，何況媒介要報導的只是「重要的」新聞。至於何謂「重要」，五十年來統稱「媒介社會學」的各種研究細緻地顯示，記者、新聞和媒介的文化生產都具有或顯或隱的選擇性，若以鏡面為喻，它們不是被動的「平面鏡」，而是一面主客交融所建構的「棱形鏡」：從微觀的層次說，記者的出身、周遭環境和思想背景不同；從中觀的層次說，記者必須接受媒介組織、專業倫理和新聞規範的約束，其力量往往淩駕個人的差異；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媒介和權力結構、經濟制度和文化價值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樣說，不是虛無地否定新聞為全不可信。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對待新聞我們也不妨抱著「合理懷疑」（healthy skepticism）的態度，永遠戒慎恐懼，以求儘量接近「真相」。這個「真相」有歷史性，內容和價值並非一成不變，而且「橫看成嶺側成峰」，但在特定的時空內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蘊涵社會價值和共識基礎；不同的詮釋社群即使觀點不一，經過彼此善意的溝通，也能求同存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