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基礎上，媒介不啻是民主公共生活的核心：它是社會溝通和折衝樽俎的場域，被動地反映社會利益和意見的競爭與整合；它也主動界定社會局勢，建構社會意義，成為連接社會整體與部分的黏合劑。但因為人類社會不完美，記者和媒介所報導的新聞當然也不完美。近年來，西方媒介專業主義的性質在中國引起學界諸多辯論，可惜雙方往往自說自話，有的根本聚焦失準。西方媒介專業主義在歷史格局內發展出一套實踐性的理念和技術規範，力求新聞的客觀公正，不偏不倚，究其背後則是深植於社會的恒久價值之上。我在接受《經濟觀察報》（2020年6月30日）的專訪中指出：「媒介專業主義是『體制內改革』，不是體制革命，更不是烏托邦，而是用務實方法來處理不完美的人類社會。」對媒介專業主義當然可以有正反的判斷，但若漠視這個本質，整個討論必屬浮游無根。
一百年前，李普曼的《公共輿論》（Lippmann, 1922）允稱美國第一部重要的傳播著作。他信奉當時當道的進步運動，以科學和進步為圭臬，認為媒介必須完整反映或呈現外在世界，並轉化為人們腦中的圖像。但因現代生活複雜萬端，媒介內在缺陷使之依賴刻板印象進行報導，而有組織的公關機構又復盛行，致使一般民眾受到蒙蔽。他提倡由特殊、獨立的專家精英階層（例如國家統計局的專家）為媒介和民眾闡釋並解惑公共事務。（他生前，杜威與之針鋒相對，主張透過社區民主溝通建構現實，而不是由專家經由媒介指導輿論方向。他死後，薩伊德撰文批評李普曼是權力圈內的「使節」，也是「美國世紀」的鼓吹者，茲不具論。）後來，社會學家拉扎斯菲爾德（Lazarsfeld et al., 1944）原以為媒介如魔彈，可以直接影響受眾的態度或行為，不料他做的美國第一部經典性傳播效果經驗研究《人們的選擇》發現，在總統大選期間，媒介的資訊主要透過中間的「意見領袖」加以吸收過濾，再傳播給一般民眾，此即著名的「兩級傳播論」。此說已被大幅修正，我回顧這段歷史旨在指出：拉扎斯菲爾德建立傳播效果的主流範式，在思想上原來與李普曼有一脈相承之處，這是為一般人所忽略的。
接著，我想在這個脈絡下，談談在我心目中本書作者（和同類記者）扮演什麼角色。作者是記者，而且是知識型文化記者，顧名思義就是「外行中的內行，內行中的外行」。他在學者、知識人和文化人之間穿針引線，猶如飛舞於文化花叢間採蜜的蜂蝶，再把釀成的蜂蜜以文字分享給知識群體的同好。這裡我不禁想到兩個人，一個是六七十年前《紐約時報》最負盛名的時評專欄作家雷斯頓（James Reston），他說他的評論是「寫給中西部的大學教授看的」。雷斯頓是周旋於華盛頓權力圈的「意見領袖」，企圖以其評論影響知識階層的意見走向。作者訴求的讀者也是知識人，但他沒有這般高高在上、居高臨下的「意見領袖」氣勢，而是以一介記者的身份虛心求教於專家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