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對民主的強烈訴求在70年後於北京再次燃起。1989年的「八九民運」，中國人民再次強烈要求民主。這種民主的聲音到25年後，由香港的「雨傘運動」接棒。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持續了79天，雨傘運動中舉行以電子投票選取普選方案，主辦方稱有79.8萬人參與，整座城都被捲入其中。陳健民教授指出香港民主的追求，與中國民主化脫離不了關係。
從新儒家的歷史觀點出發，五四運動對於中國文化全盤的否定，落下了中國文化革命的「種子」。胡適等人提倡的「自由主義」，是要求掃清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前提下實行，然而「自由主義」最終不敵「共產主義」，胡適等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已無法挽回，並且為以後一連串的社會主義運動排除了中國傳統道德價值的規範，為共產主義奠定了基礎。五四以後，「中國傳統文化」已成為腐爛的屍體，群眾避之唯恐不及。文化大革命可以發展得如此迅速，證明了普羅百姓對中國文化的侮辱和打倒不需背負任何的道德包袱，甚至賦予了新的道德使命：我們要跟「舊中國」割裂，走入「新中國」時代。從今天的角度看來，中國文化大革命象徵了中國現代化的失敗，一個喪盡天良的時代，很難說是「理想的中國」。完全拋開「吃人的禮教」的中國，回到了「吃人的共教」的中國。中國連年的社會主義運動失敗，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對「人作為物質」的粗淺理解：既無法理解人的理想與精神層面，亦無法意識到人性向下沉淪的黑暗與可怕，最終導致慘絕人寰的人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也意味著唯物主義治國方針與專制政權不僅無法使現實成為烏托邦，並以幾千萬人的死亡，觸目驚心地道出：失去了「道德規範」干涉的現實，如何容許撒旦在大地上狂歡。
中國終於到了1989年，在文革結束13年以後，北京學生要求國家走向民主，要求政治轉型，這是中國重大的歷史抉擇。然而，最後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失敗，學運人士要流亡。1989年，還沒回歸中國的香港，無法無視「六四事件」，對中國學運流亡人士作出種種聲援，除了香港市民的兩次百萬大遊行，香港演藝界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的籌款，到後來拯救在逃人士的「黃雀行動」，都為香港市民所熟知。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對香港的參與有所記述：
5月29日
下午有香港社團送來15萬港元的捐款還未入帳……
我通過記者再次呼籲：最好捐物資而不是現金，交給「香港物資聯絡站」或北大物資站……
5月30日
深夜一點過來了兩個香港人，岑建勛和李偉傑，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代表。柴玲、李祿同我都去同他們見了面，是在絕食團廣播站西邊的幾個小帳篷外。
岑建勛一頭的捲毛，頭頂有點禿，眼晴大而圓，面龐也大而圓，說話動作熱切，滑稽如一頑童。他費了很半天勁，才將「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這幾個字用廣東音濃重的普通話抖出來。他是香港的影視紅星，剛剛主持了有上百萬港人參加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馬拉松式的募捐演唱會，幾乎所有香港娛樂界的紅星和一些台灣歌星，包括鄧麗君、梅艷芳、成龍以及侯德建，都參加了義演。他說，本打算募捐一千萬港元，結果竟募得二千六百萬！這對我來說更是一個喜訊，我知道，以後學運再也不用為錢發愁了。我們在小帳篷前面合了一個影。
5月31日
下午兩點，柴玲、李祿同我一道去北京飯店，與香港人商討接受捐款等事宜。岑建勛依然那麼熱情洋溢，見到我們三人髒兮兮的樣子，劈頭便說：「你們先洗過澡再說！」我們確實都好久沒洗澡了，廣場上甚至洗臉都難。岑建勳從自己腰包裏掏出一疊錢，遞給身邊的一個年輕記者，請他為我和李祿各買一套內、外衣褲，還對另幾個港人打趣地表白說：「這可是我自己掏錢幫他們買衣服，並沒有貪污捐款啊！」……
洗完澡，同岑建勛他們商議怎麼處置這筆龐大的捐款。我先介紹了廣場上的情況，然後，堅持對東亞大學捐款所提方案：暫不要送現款到廣場，目前廣場上同學已經不多，而食品與一些物資的供應，已經有「香港物資聯絡站」提供……
但我還是接受了兩筆錢，即香港華益公司的職工集體捐獻的一萬港元和送這筆來的先生私人捐的一萬元港幣。有兩個香港記者和一個NBC的記者在我接受捐款時拍了照。柴玲則就岑建勛的請求，寫了句感謝香港民眾對大陸民運的支持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