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之後，基督教義、哲學及驗實明理之學，或由於同源的關係，都講「truth」，中文不明就裡一律譯為「真理」。其實三者的觀念大不相同。大致而言：基督教義講的是「基督和教會的本旨」（Veritas Christo et Ecclesiae）；哲學講的是「符實的說法」；驗實明理之學講的是「從現象歸納而得的通則」。
學問家艾德勒（Mortimer J. Adler）在《重大觀念索引》（The Syntopicon—An Index to the Great Ideas, 1952）中明寫「scientific spirit」（科學精神）：實驗探究與實驗知識的整理。至於現代物理學家對物界的認識，在此且引魏茨澤克（Carl F. von Weizsäcker）的一句發人深省的名言：「天在人之前，人在理之先。」（Nature is earlier than man, but man is earlier than natural science.）這與宋明理學家的「天理」與「理在物先」之說大相逕庭。
愛因斯坦曾在1929年回答一位日本學者的問題，說得十分清楚：「甚至很難為『scientific truth』這一詞賦予精確的意義。『truth』這字的意義依情況而異，或指經驗之實（a fact of experience），或指算學之題（a mathematical proposition），或指科學之理（a scientific theory）。『religious truth』於我，一點都講不明白。」在他而言，任何理論都是人的發明，都從假設出發而推論；「假設」怎能得到「真理」？理論必因現象界的擴展而演化；用波柏（Karl R. Popper）的話，是「適者生存」。而實驗也並不能證明理論的正確，只能支持／贊成（corroboration）或否定它（falsification）。
各種宗教都愛說「真理」，並不足為奇，因為傳教的目的本就是要使人「相信」。但非宗教場合卻也到處可見「真理」，則是由於語言的誤用或亂用。例如相傳亞里斯多德有句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Plato is dear to me, but dearer still is truth.）其實「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當更符合本義。到了現代，我們似乎應該改口，提倡「吾愛吾師，吾更愛理。」
又例如，胡適在1921年7月《東方雜誌》的〈杜威先生與中國〉文中說「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宣揚杜威哲學。胡福明在1978年5月的《光明日報》上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當年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的重要憑據。但這兩位胡先生的話裡，若「真理」一詞改為「理論」，就好得多，而不致使人盲從。
現代中國，有一個揮之不去的「真理」在作祟，就是共產黨人把馬克斯主義（甚至炮製的所謂「馬列主義」）當「真理」。科學史讓我們看得清楚：所有物界的「理」都要經「溫故而知新」、「致廣大而盡精微」，而不斷演化；又凡「理」都是人思想的產物，當不可能有所謂「絕對客觀的真理」。任何一門學問都有其限定的範圍——連物理學與化學都各有說法，各擅勝場。因而，從一個地區發展出來的社會或政治的理論怎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且作一總結。英文「truth」用在學問裡：在現象層次，不妨稱為「真相」或「實」；在理論層次，則宜稱為「符實的理」或「是」；在形而上的層次，則相當於儒家說的「道」，或柏拉圖說的「真」，或佛家說的「覺」（菩提道）、「究竟」，或道家說的「玄」。至於在宗教或政治裡妄用「真理」，都是自欺而欺人之譚；在此也不妨借用清朝戴震抨擊程朱理學的話來說，是「以理殺人」。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本文為,「你或有不知」系列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