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就業市場隨著疫情結束變得越來越艱難了，年輕人開始將目光從民營企業轉向「公務員」。每年中國產出數以千萬計的大學畢業生，但對於許多人而言所處的經濟環境卻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有些人面臨的則是「所學非所用」的尷尬境地，這樣的問題在全世界也是一個通病。
在中國，「考公」意味著仕途的開始。很多人開玩笑叫「我想進步」，這樣的表達略帶有一些政治色彩。但近幾年來，許多人不再將「考研」作為延緩就業的手段，反而認為「考公」會儘早解決經濟負擔，並且可以累積「政治資本」。可惜的是，中國開始越來越擔心留學生考公會帶來眾多難以把控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政治安全」。
留學生在此之前是各地政府部門招募公務員的「座上賓」時隔一年，卻今非昔比（參考：「從約聘制公務員到留學生被拒錄公務員中國官僚系統的新動作」），因為這些接受過西方思想和價值觀洗禮後的年輕人，對於以「泛國家安全化」為常態的官僚系統而言不是一個好事情，相反則更會青睞那些沒有任何留學背景的國內畢業生。這對權力系統來說是一道「政治保險」的存在。
中國也是世界上少數國家中官僚系統最為龐大的國家，同時也宣佈建立一支被認為是「高素質的政府官僚隊伍」。曾經有人統計過，在中國一個縣城裡，就有多達幾百個部門，儘管如此，不少中國民眾還是抱怨有些部門似乎並不怎麼起作用，但是，家族內有在政府任職的人在中國民間往往被認為是「體面的象徵」。
在訪談中，因為議題較為敏感且有些人是在職公務員，出於安全考慮我將這些人的個人資訊隱去。一位熟悉上海官場的觀察者郭先生對我說「不是被拒公務員而是被剔除出地方選調名單，此前連中央部委遴選都不再招募留學生了，當然也有一個特殊的例外就是「因公在海外待超過三個月」，在我看來這是「意識形態和身份生產機制的雙重收縮」的問題。郭先生也說「這就是一種身分生產，你變成了體制內的人，以往留學生至少高排名的留學生也能進入機制，如今就是把你排除掉了，機制收縮成內循環，和高考、考研完全對接，身分這樣一步步生產。
郭先生也坦言，選人用人都是有一定標準的，留學生從小在國內接受教育，但只是某一階段中存在對國內價值觀的認同，但是環境會改變人，即使能夠保持住所謂初心，再回過頭進入原來的機制裡，並不會被認同，有時還會面臨所謂一種「道德綁架」的問題。
另外一位在「考公」人數較多的四川省任職的公務員劉先生告訴我，「許多留學生品質參差不齊，加上意識形態主導的因素，讓許多部門只考慮國內院校的畢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