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風幫手
毛澤東在陝北高原狀如冉冉而升的「紅太陽」，乃是中共延安整風、審幹運動強力推行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重要結果。彭真在中央高層和中央黨校處處強調、彰顯毛澤東作為政治偉大、正確路線的具體化身；彭真也不顧情面、不怕得罪地對毛澤東鎖定的整風標靶、審查對象加以批鬥施壓，使之在自願和強制的結合下，對毛澤東的領導與英明及早乞降和輸誠。
毛澤東之後在中央黨內一再沿用整風方法，解決其認為高層出現的觀點歧異、政策分歧。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期間，彭真即經常隨侍在側、有功勞也有苦勞；他在中共建政後經常受毛氏指派（也不排除本人請纓求戰），在高層整風中掄拳上陣，以助之成功達到思想上正本清源、政治上洗心革面的目標。在毛澤東批判周恩來「反冒進」問題、1959年廬山會議批鬥彭德懷「右傾」錯誤，以及1962年批判經濟調整期間高層出現的三股「歪風」——「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等，皆可見到彭真活躍其中，對高層有錯在身者批評指正。
按毛澤東的整風「規則」，參與者無法置身事外，不許對自己的錯誤麻木不仁，也不可對他人的錯誤視若無睹。彭真在毛澤東一手操控的高層整風中，不僅僅是一名認份、認真參與的普通「群眾」而已，他更常是挺身而出、義正詞嚴的「積極分子」。彭真之所以往往理直氣壯，乃與其自認在政治上沒站錯隊、政策上較少涉入錯誤有關。
彭真在延安整風中自言是「既非教條主義，又非經驗主義」，而為當時處於被整地位的周恩來牢記在心；在毛澤東批判周恩來、陳雲主導的「反冒進」時，彭真自我標榜其治下的北京市未沾染此一錯誤，而且在「大躍進」形成之際，自薦在黨內率先使用「大躍進」詞句，開風氣之先；毛澤東在廬山批鬥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以前，彭真就提出要警惕「右傾洩氣」，廬山會議後也自豪有先見之明。1962年毛澤東表態大反「黑暗風」和「單幹風」以前，彭真在中央「一線」內猶如是孤單的「光榮少數」，等毛澤東表態以後，彭真一枝獨秀，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相形見絀，紛紛急忙轉換立場，陳雲更是自此稱病，無得參與決策。1964、1965年之交，劉少奇因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導問題而引發毛澤東震怒，中共中央召開政治生活會，針對劉少奇進行整風式的檢討，彭真恐非壁上觀，可能也連繫劉少奇兩年前涉入的「單幹」錯誤（彭真沒有這方面的嫌疑）。
從中共建政到1960年代前半期，相較之下，毛澤東以下的中央領導人中，彭真應該是在政治、政策上，較少涉足毛澤東認定的嚴重「錯誤」或「失誤」（彭真領導東北局9個月的相關爭論問題，他在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按照毛澤東所定的「階級性錯誤」調子，加以自我批評和檢討，算是政治過關，其實質也為毛澤東承擔部分領導責任，維護其崇高威信）。毛澤東欲訴諸整風以重整高層思想並使之重新歸順於己，彭真就是他的重要幫手人選之一。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犯「錯」時，當然也會迅速幡然悔悟，以緊跟的面貌參與整風。但他們的「戴罪立功」，總是不如彭真的「正確少錯」來得灑脫和不彆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