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家徐復觀在去世前夕，曾替自己預設墓碑上的文字：「這裡埋的，是曾經嘗試過政治，卻萬分痛恨政治的一個農村的兒子——徐復觀。」與那些終身都不曾進入政府核心機構的在野知識分子不同，徐復觀在壯年時期被蔣介石看中，以少將參議的頭銜派駐延安，又曾擔任蔣介石的机要秘書，有機會上達天听、參與樞機。然而，「最是傷心近高樓」，以徐復觀剛直峻急的性格，自然不適合政坛的氛围。遷居台灣之後，他主動疏離權力，授課東海大學，埋首故紙堆，整理思想史，卻仍然無法與政治完全「一刀兩斷」。
一九五六年，蔣介石七十嵗，各界都向其祝壽。《自由中國》雜誌約集胡適、雷震、徐復觀、毛子水、陶百川、夏道平、王世傑等一批知名知識份子，集結十五篇文章，刊出了一期特別「祝壽專號」。名為祝壽，實為諫言，其內容之大膽，引發島內轟動，一時洛陽紙貴，再版十一次。國民黨惱羞成怒，下令印刷廠不准加印這一期的《自由中國》，並組織御用文人口誅筆伐。此事也成為《自由中國》雜誌被查封的導火索。而《自由中國》的夭折和雷震的入獄，表明蔣介石統治的台灣并非「自由中國」。
徐復觀撰寫的《我所瞭解的蔣總統的一面》一文，主旨是分析蔣介石個人性格缺陷與國民黨失敗之關係。徐復觀指出，蔣介石對社會上的批評意見缺乏「受言訥諫的藝術修養」，這導致他周遭的政治氛圍非常糟糕：「蔣公因為他主觀與客觀不斷互相克制的性格，因而對於這種（受言訥諫）藝術修養的拙劣，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上行下效，「遂使一般作官的人發生一種變態心理，認為凡是有批評性的輿論，都是存心不良，對政府搗亂，於是有權力的輒出之以橫蠻，無權力的即應之以頑鈍，使社會與政府無法可以通氣，把社會逼得與政府愈隔愈遠。」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徐復觀最後的諫言，蔣介石還是聽不進去。
徐復觀去世前一年，在一九八零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記載前一晚上做的一個與蔣介石對談的夢：徐向蔣解釋集權（實即指獨裁，夢中似避忌用集權兩字）與民主的利弊。大意謂為解決問題，集權在短期內較民主為有效，但不能持久。民主的效力似不如集權，但可以持久而不敗。「蔣公問何以會如此，我答謂集權將國家權力集中於政府上層少數人之手，時間一久，則必成為今日中共的官僚主義。因權力對人而言，必發見腐蝕作用。民主則社會權力與政府權力，可以發生制衡作用，所以民主政治中的官僚主義，容易受到限制。集權政權僅植基於國家中特殊土壤之上，時間一久，此特殊土壤亦且受到一般土壤的敵視。民主則植基於一般土壤之上，故根基較集權為深厚。」可惜，這樣的場景只能出現在夢中，蔣介石生前本來有機會傾聽徐復觀的建議，卻剛愎自用、一意孤行，以致一敗塗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