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一名年近四十歲的全職媽媽，因丈夫終日忙於工作，她長期獨自照顧孩子導致憂鬱，帶著兩個年幼孩子在家中輕生，當擔任竹科工程師的老公回家時目睹此景，差點跟著想不開。
5/2日，新北市一戶擁有三個幼子的雙薪家庭，在這個少子化的社會，算很增產報國了，但父母疲於奔命的上班與照顧孩子，悲劇發生的當日上午，母親過失將年幼熟睡中的生病女童獨留在家，送另一個孩子出門，導致女童醒來後找不到家長，爬上窗戶，墜樓身亡。
母親節前夕，這幾個社會案件不僅讓人笑不出來，更該讓人警覺的現象是：這些案件都來自典型的台灣中產階級家庭，夫妻理論上在學歷、工作能力、責任感與自信心都不會差，但殊不知在社會結構變遷下，這一群人努力撐起半邊天，但卻因為看似什麼都OK，反而容易落入不易取得社會支援系統的窘境，導致身心疲累。這兩個悲劇只不過突顯了台灣中產家庭問題的冰山一角。
不少學者注意到此現象，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副教授鄭清霞就分析，1970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儘管社會福利制度較上一代父母親完整，但因為少子化，加上買不起房的比例變高，這個世代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反而更低。
這令我不禁想起日前日本熱烈討論的「下流老人」現象，即使你年輕時有正常收入與工作，奉公守法的結果到老年卻仍落入貧窮人口，估計有一億人的人生將因此崩壞。
邁入老年化社會的台灣，即將步上日本的路，自然也看得心驚驚，但殊不知我們的中產階級家庭已經不用等到老，就已經是「下流階級」的危機族群，窘境更甚於日本。因為日本中產階級儘管同樣面對「下流老人」的社會危機，但由於日本與台灣政府在家庭照顧政策上的做法與思維迥異，導致台灣中產階級的經濟問題更嚴峻，尤其對台灣中年婦女的影響甚鉅。
一位台灣女性友人嫁到日本後，擁有台大高學歷的她，在生了兩個女兒後成為全職媽媽，老公在外打拼，陪伴家庭的日子並不多，但她說，日本國家方向就是希望媽媽能夠好好照顧孩子，所以在提供家庭照顧的相關福利與經濟支援上不遺餘力。表面上，日本婦女勞動就業率比台灣低，好像台灣兩性比較平等，但她分析自己照顧孩子儘管疲累，也有自我價值感的失落，但既然不上班比上班划算，可以無後顧之憂地照顧孩子，多半日本媽媽最終還是心甘情願地回歸家庭。同時也形塑出日本社會與台灣截然不同的女性職場現象: 真正在職場上打拼的婦女，要不是家中經濟收入低，媽媽不得不出來工作；要不就是真的財力雄厚，出來工作只是自我成就感的調劑品。
反觀台灣，受過良好教育，也在職場上努力工作的中產階級夫妻們，大多都已認知沒有雙薪根本撐不起一個家。因此職場上一堆為五斗米而折腰的「下流跪夫」。媽媽們更是不管選擇當全職母親還是職業媽媽，支援系統都不足，隱然也讓自己成為「下流跪婦」，也難怪母親節前夕，兒福聯盟公布的台灣媽媽的幸福感調查結果，發現台灣媽媽平均的幸福感只有6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