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的恐懼心態，一方面與當時醫學的發展有關，一方面與人口損失變遷相關。
疫癘的凶險，使民眾在疫情爆發之時常心懷恐懼。如宣德至弘治年間人何喬新在《椒邱文集》卷二十五〈七言絕句．福安書事〉中記載：「福安連歲被寇，加以洪水為災，室廬蕩然，水後疫氣大作，死者什三四，甚至家無噍類。」景泰七年（1456）十月，湖廣黃梅縣上奏，當年春夏季節，瘟疫大作，「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計三千四百餘口。有全家滅絕者計七百餘戶，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懼為所染，丐食則無門，假息則無所，悲哭慟地，實可哀憐#404」；明人余繼登曾記載，萬曆十六年（1588）自己曾出差前往周王府。當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發，五月二十三日北還。其間經過河南封丘縣，當時該縣大疫，以至「市空無人」，余繼登「不忍再經其地，乃取道陳橋以歸」#405，余繼登不願再次路過封丘，一是不願見災民的慘狀，二是擔心自己染疫。
正是出於擺脫瘟疫恐懼的考慮，疫區民眾常暫時、永久逃離疫區。如明初南直隸蘇州發生瘟疫時，「家死者過半」，因此明人陳繼的母親一家就從蘇州遷移到沒有疫情的松陵居住#406；成化年間，江西贛州府在民變和「飢疫」的多重打擊下，出現了「民死徙殆盡」的情況#407；明世宗時，直隸巡按御史李吳上奏報告，「鳳陽連歲旱疫多徒」#408。
嘉靖七年（1528）春，因為大禮儀事件被流放到雲南的楊慎，本在名叫雲峰的地方居住，但當時該地爆發瘟疫，於是他就遷居到雲南的珥海城，等到疫情平息後才返回在雲峰的舊居#409；崇禎末年，當時北京「瘟疫盛行，哭聲連屋」。明朝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范景文正好家裡有親人去世，悲痛不已，於是上疏請假回鄉，但皇帝不允，「只得勉強以應上命耳」。在瘟疫流行時，范景文也想藉此機會回鄉，離開疫區#410；明代前期，有個叫蕭旺的人，廣東惠州人。其鄰居徐姓一家曾染疫，死者就有十幾口人，其他人都紛紛躲避，而該家人的祖母年老有疾，腿腳不便移動，只好待在家裡。有至親從其門口經過，因怕傳染也不願上前照顧。蕭旺朝夕照顧這位老人，煮粥以待。後老人病死，又為其殯殮#411。
非染疫者離開疫區，有助於躲避瘟疫，挽救遷移者的生命安全。但染疫者若是逃離疫區，可以減少病毒或細菌的侵擾，卻可能將疫情擴大，造成更大的社會危害。在這種情況下，突顯了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衝突，成為兩難。
為了擺脫恐懼，疫區的居民常深居簡出，減少戶外活動，以圖躲避瘟疫。如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謝肇淛認為北京城的衛生狀況較差，「京師住宅既逼窄無餘地，市上又多糞穢，五方之人，繁囂雜處，又多蠅蚋，每至炎暑，幾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瘧痢瘟疫，相仍不絕」，因此預防瘟疫的最佳方法，就是「攝生者，惟靜坐簡出，足以當之#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