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堅信一句格言：不起眼的事情往往最重要。」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如是說。這位小說中虛構的大偵探擁有無與倫比的逆向推理能力，他在破解各種疑難案件時，依靠的往往是一些極易被人忽略的細微證據。
現代法醫學的締造者們正是受到了福爾摩斯的啟發。幾十年轉瞬即逝，他們的工具也大幅增加，這一學科戰無不勝的光環同樣越發耀眼。然而，法醫學中仍然有一項極易被人忽略的關鍵漏洞，那就是主觀性。
儘管福爾摩斯之後的各種偵探小說試圖讓我們相信，法醫證據都源自精確的邏輯推導，但實際情況卻是，這些證據往往受制於科學家的個人觀點，而非客觀事實。
法庭上的科學
來看看下面這個案例。2009年12月，唐納德·蓋茨（Donald Gates）拿著75美元和一張去往俄亥俄州的汽車票走出亞利桑那州的監獄。雖然他當初並未認罪，但仍然因為強姦和謀殺罪入獄28年。而當他重獲自由後，焦點開始轉向當初把他送進監獄的法醫技術：顯微鏡毛髮分析。
人類毛髮是刑事犯罪中最常見的證據之一。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法醫經常通過毛髮之間的物理差異，判斷犯罪現場找到的毛髮是否與犯罪嫌疑人的毛髮相吻合——唐納德·蓋茨的案件就是如此。
當他1982年出庭受審時，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位名叫邁克爾·馬龍（Michael Malone）的法醫出庭作證稱，謀殺案受害人、喬治敦大學學生凱瑟琳·席琳（Catherine Schilling）身上找到的毛髮與唐納德·蓋茨的毛髮吻合。他還補充說，這些毛髮源自其他人的概率僅為萬分之一。
「這是一份很有力的證據，尤其是當證人是穿著白色實驗袍的法醫時。」彼得·諾伊費爾德（Peter Neufeld）說。他是「清白項目」（Innocence Project）的聯合創始人，這家總部位於紐約的非營利組織專門利用DNA證據推翻錯誤的判決。
然而，毛髮分析並非絕對客觀；我可能認為兩份毛髮完全相同，但你卻未必同意我的看法。即使我同意兩份毛髮吻合，也沒有人知道還有多少人可能與別人擁有難以區分的毛髮。「如果有人說可能性是萬分之一，那完全是在捏造數據。」諾伊費爾德說，「根本沒有數據支撐這種論調。」
當DNA測試表明死者身上的毛髮並不屬於唐納德·蓋茨後，他終於沉冤得雪。此後又有兩起類似的冤案得以洗清。正因如此，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在評估成千上萬起可能受到類似證據誤導的案件。該機構上月宣佈，在他們已經評估的268起受審案件中，96%都涉及到不夠嚴謹的科學證據或者聯邦調查局探員的其他錯誤。在這些案件中，有33名嫌疑人被判死刑，其中9人已被執行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