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這幾年來，有許多重大的刑事案件，在這些刑事案件中，一定會有所謂的「反派角色」。這些反派角色，或許是十惡不赦的殺人被告，或許是欺壓其他人的巨富商賈，但是，媒體或民眾辱罵的對象，經常不見得針對這些反派角色，而是比反派角色還可惡的人，就是這些人的辯護律師。
舉例來說，為謝依涵辯護的刑事律師，就遭遇到來自檢察官與民眾的重重壓力。檢察官會在開庭時嘲諷那位律師，「在你的努力之下，怎麼還是一直判死刑？」民眾則是會在網路及不同的媒體上，批判律師是魔鬼代言人，只求賺錢，竟然為壞人辯護。其他諸如鄭捷案等令民眾憎惡的辯護律師，當他們主張精神抗辯或是對被告有利之事實，就會被民眾肉搜乃至於辱罵，這些律師所受的壓力絕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在《間諜橋》這部影片及原著《間諜橋上的陌生人》裡，唐納文律師就面臨同樣的困境。在那個籠罩在麥卡錫主義的年代裡，美國人對於共產主義與蘇聯的憎惡與恐懼，幾乎達到最高峰，有許多的左派人士只是因為同情或支持共產黨被判入獄，遑論蘇聯間諜。在這個真實事件改編的故事中，唐納文律師就必須為眾人唾棄的蘇聯間諜艾伯爾辯護。原本大家並不看好唐納文律師在本案中的表現，唐納文卻本於律師的職責與良心，不僅在司法上盡力為他辯護，最後更促成了一段美蘇換俘的交易。
這件史實，其實反映了大部分法律系學生，乃至於執業律師的心聲。
「如果沒有律師能為被告辯護，被告就應該取得無罪判決。」
刑事犯罪的偵查與審理，都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所必須的手段，而判決的結果，也應當是正義的表徵。然而因為司法體系是人所組成，難免還是會有誤判與情緒，何況司法在過去容易被執政者拿來當作整肅異己的工具，因此我們必須在保障人權的前提上，做出「偏袒」被告的法律設計，也就是所謂的「無罪推定」原則與「縝密的法律程序」，而律師，就是落實這些環節的重要角色。
唐納文律師在本案的過程中，就是抱著同理心為當事人辯護。他認為艾伯爾是為了蘇聯這個國家而犯間諜罪，而警方在逮捕與搜索時，也違反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這樣的抗辯，無疑的挑起民眾最敏感的神經：
「有做就有做，犯法是事實，談什麼隱私權、講什麼正當程序？」
在這項眾人皆曰可殺的罪名下，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似乎已經是枝微末節。然而對於律師而言，這才是所有刑事犯罪應否成立的關鍵點。當一個法治國家，竟然不能透過正當法律程序，將罪犯繩之以法，往後執政者豈不是可以因為「國家安全」、「社會秩序」等等望之儼然的口號，任意以國家公權力介入私人領域，消滅反對異己，威脅不屈從統治者意志的人民投降？如果國家對於罪犯都還能重視基本權利的保障，則對於一般人民，也才有不被老大哥窺視的自由，不是嗎？
是以，透過唐納文的眼睛，我們看到了二十世紀中葉美國司法的黑暗，但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輝面，以及正當法律程序的可貴性。我們必須不斷警醒自己，自由的道路，向來是用前輩與他人的眼淚與鮮血所鋪成，我們才能免於任意公權力的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