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先生近期出版的新書《中國的未來》裡的觀點，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先生近日（4月4日）在BBC中文網發表署名文章《沈大偉對中國政治制度的錯誤估計》，宋魯鄭先生文中提及沈大偉對中國制度有了一些新的提法：「民主有很多形式，不能一概而論。我當然不會建議中國採用美國式的民主。」 「如果中國採取半民主（Semi-Democracy）模式的話，應該是非常接近新加坡模式。」
有趣的是，宋先生並沒有認真探討半民主的新加坡模式是否適合中國，而是一味強調中國現在的政權模式的特色性，似乎中國的傳統與現實，註定了中國現在政權模式不可改變，天然合理。
宋魯鄭先生文章給讀者的感受是，中國現在的體制是合理的，中國連沈大偉先生提出的「半民主化」，也不需要。
一、 關於前後30年
宋魯鄭對沈大偉觀點的評價是：「沈大偉先生的錯誤在於，要麼他完全忽視中國政治制度在前30年的積極性作用，要麼過高估計政治制度在後30年中國發展的作用。」可惜，我們沒有看到宋先生對毛時代30年中國政治制度的積極性作用的精闢分析或指證。宋先生在文中也指出，中共結束了文革，從個人集權制過渡到了集體領導制，經濟上從計劃經濟過渡到了市場經濟，所以中國經濟出現了活力，也實現了「崛起」，躍居成為第二大世界經濟體。
宋魯鄭看到了中國政治的改變，但並不完全尊重史實，甚至不尊重中共自己作出的關於文革的相關決議，毛澤東從三反五反到打擊右派，再到文革，以過激的社會主義建設與階級鬥爭方式，使數以百萬人遭到迫害，數以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國經濟也到了崩潰的邊緣，如果還要從人類罕見的政治災難中找到積極的作用，如果真有所謂的亮點，只能說那是人類的某些生存或發展必須的本能，帶來的些微進步。還有，專制形態下，剝奪公民的自由選擇權，用政治號召來製造紅旗渠、大寨這些人造政治工程，均是非市場經濟行為下的「政績」。這些政績的背後，既不尊重個人勞動財富的創造，也不去評估投資與產出的績效，特別是像大煉鋼鐵這樣的大運動，對森林與生態的破壞，對私有財產的掠奪（百姓要砸鍋為鐵，奉獻給公社煉鋼），結果都是災難性的。
有一種詭辯邏輯，叫辯證唯物主義，這種詭辯邏輯總能在反人性的歷史事實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積極意義，譬如人民公社這樣的反人性剝奪私有財產的政治體制，辯證唯物主義者們卻看到了它的積極一面，就是辦了許多大專案，一句政治號召，百姓就交出土地，甚至交出耕牛與糧食，然後吃公社大鍋飯，最後釀成數以千萬計的人被餓死，還有，公社要興修水利工程，百姓就離鄉背井，逃荒要飯，無償讓出土地。這種歷史唯物主義詭辯邏輯，根本忽略的是人權，或對人的生命權的敬畏。生命對這些辯證唯物主義者來說，永遠都是政治工具，為了政黨的政治目標，隨時可以奉獻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