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印尼與台灣的民主進程
除了上述樂觀與悲觀兩種觀點之外，要評斷印尼相當雜亂無章的民主進程，其實還有其他分析進路。例如，《印尼模式》就是嘗試從比較角度書寫印尼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不過，《印尼模式》所參照的案例，主要是包括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在內的東南亞國家情況。現在《印尼模式》中文版於台灣推出，我一方面感謝台灣季風帶文化翻譯拙作，另一方面也會在這篇新序的餘下部份，嘗試從台灣視角回顧印尼民主化歷程之經驗。
我們可先從台灣與印尼相當明顯的差異說起。最為突出的台印差異，是兩地發展程度不一，台灣遠比印尼富裕，前者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六倍高於印尼數字。事實上，在1980年代末、台灣開始民主化之時，當時的台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已兩倍高於印尼。這些數字意味甚麼？解讀之一，是當時相對富裕的台灣，其實或可更早開始啟動民主進程。不能否認的一點，是當時台灣相當理想的經濟表現，實際上是受惠於國民政府對出口導向工業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OI）策略的重視。台灣的本土市場相對細小、缺乏天然資源、官僚系統強有力、政府之中有影響力的技術官僚都曾在美國受訓等，都是令當時台灣步向出口導向工業化經濟發展模式的推因。當時台灣頗為接受美國發展觀，故此重視本土與國際間的貿易網絡聯繫。
台灣發展故事不能被忽略的另一部份，是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為台灣具創新力的中小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相較而言，印尼往出口導向工業化經濟發展模式之路更為顛簸，背後原因包括印尼擁有龐大本土市場與豐富天然資源、政府相對軟弱無力、官僚國族意識更強與更重保護主義等，印尼國家經濟增長因而受壓抑。但印尼民主化案例卻說明了一點：即使地方發展程度較低，民主進程仍能被啟動。這一點對台灣乃至世界上各處仍在力爭民主、抗拒暴政與不公義之地都應有啟示。
台灣與印尼民主發展的另一明顯差異，是台印的人口族群結構不同，台灣族群結構的複雜程度不如印尼。儘管台灣不如外界錯誤印象般由單一族群組成，但印尼的族群多元程度遠高於台灣。印尼族群多元為其民主進程製造了不少難題——不同族群向政府提出要求，令政府難以從整體利益角度思考管治、繼而有偏袒於某些族群之嫌，政策制訂最終變得混亂與隨意。對此問題，印尼的解決方法之一，是規定政黨在全國設置黨部、以全國型政黨為定位，同時嚴格限制地方政黨的發展（ 曾出現政治動盪的亞齊省除外），目的是為避免出現政治分裂與分離主義問題。印尼另一個對應方法，是向各區域與地方政府下放重要的行政與財政權力。後蘇哈托時代的分權進程，令很多族群組織得以有機會分享地方權力，這些族群組織因而能夠透過各種政治裙帶關係與國家合約分沾國家龐大資源。這種分權安排也許會令貪腐問題變得嚴重、妨礙國家經濟增長，但卻為各族群組織擁護民主政制提供了重要誘因。對民主支持者來說，這是值得付出的成本；對經濟學者而言，這並非令人樂見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