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我們可從樂觀與悲觀角度評斷印尼民主進程。樂觀論者仍然可以說，印尼華人鍾萬學幾乎當選成為雅加達省省長，證明印尼華人社會已獲得更多尊重，印尼民主進程已向前邁進重要一步，原因是在蘇哈托治下、「新秩序」時代數十年間，印尼華人曾被嚴重歧視，華人甚少能夠得到政府官職 ，況且在2016年年底與2017年年初大型示威爆發期間，印尼華人也沒有遭受群眾襲擊，這同樣與威權時代狀況有別。與此同時，也有愈來愈多華人以主流政黨成員身份被選為地方議會代議士，在華人人口集中的西加里曼丹省（West Kalimantan）、北蘇門答臘省（NorthSumatra）、廖內群島（Riau Archipelago）的主要城市與雅加達，情況更是如此。
但是，悲觀論者也會說，反鍾萬學的示威重新令人意識到，即使在當下印尼民主社會之中，華人仍受歧視。鍾萬學的政治崛起也許是來得太快。現任總統佐科威以雅加達省省長之位作為政治仕途跳板，這自然會令鍾萬學的政敵懷疑他會否以同一路徑成為印尼的新國家領袖。無論如何，可以說，反鍾萬學示威、鍾萬學因褻瀆宗教控罪而被判入獄兩年（鍾萬學已被提早數月釋放）之事件，已令印尼族群關係開倒車。事件反映，在印尼民主政治中，公眾仍可公開高調反對印尼華人，從政者可藉此嬴取勝利。這種趨勢令人不安。鍾萬學事件既容許激進穆斯林展示他們的動員能力，亦令他們相信，未來他們同樣可以種族主義與不民主手段應對他們眼中的政治威脅。事實上，這些激進穆斯林對民主政治的支持度引人懷疑。說到底，壞先例一開，印尼民主前景不免堪虞。
至此，我們或會認為，相較台灣，印尼的民主發展足跡看似更令人印象深刻，原因是在發展路途之中，印尼需要克服的經濟發展與族群結構挑戰比台灣多。不過，當我們討論台灣與印尼民主進程的第三個分別時，便會發現，台灣的民主路其實不如想像般平平無奇。這裡所指的第三個分別，在於台灣內政與外交受中國因素影響，印尼不曾需要面對類似的外部壓力。事實上，在印尼歷史中、荷蘭人於十七世紀到來之前，印尼（需要補充的是，直到二十世紀，「印尼」稱號才開始流行）未曾長期遭受外來侵略。這多少解釋了何以蘇丹與其他君主各自擁有領地、領地內族群相對單一（爪哇人勢力圈便是例子）。由於外部壓力欠奉，各地民眾自然缺乏團結意識，要構建共同體自然不易。直到荷殖時代，印尼共同體才開始成形，但成形過程也相當漫長。
是以從印尼角度看，台灣民主歷程其實同樣不平凡。 國家安全往往能成為阻礙民主化的因素。民主支持者或會為民主衍生分歧感到悔疚，因為選舉造成的分裂，確會削弱處於外來威脅之下必要的本土共同體意識、團結度與堅定意志。相對而言，印尼鄰國所能帶來的威脅，明顯不及台灣鄰國。亦因此，更具生存壓力的台灣的政府較印尼強而有力。當然，這不足以解釋為何台灣能夠擁有相當穩固的民主政體，這一點只能說明何以台灣民 主進程沒有更早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