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CO模式就是在這個時空氛圍之下的一種補貼。簡而言之，雖然軍火生產合約通常是企業與政府談判協商的成果，利潤率雖然有所保障，但畢竟國難當頭，能發的戰爭財也有限；要能回收投資成本，就必須確保戰時產能也能在平時利用，並且讓這些產能得以加速折舊，甚至根本就讓政府出資興建讓民營企業以極優惠的價格租用（例如象徵性的一塊錢租金），甚至還發展出企業得先行出資興建政府認證的兵工廠，並由政府承諾於戰爭結束後若干時日內按成本價回購，或是直接宣佈不會以該產能與民營企業在平時競爭。二戰時甚至還有提議，可以讓軍火企業將向政府請求回購的權利充當銀行貸款擔保品以利建廠，
這個提議並未落實，因為華爾街無法真正信任未來的國會將保證批准足夠的國防預算來履行或有債務。也正因為這份疑慮，反而促成了美國史上最有權力的超級金融巨獸 – 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RFC）在二戰時進一步地擴權。創辦於1932年的RFC，原本是為了提供足額銀彈把美國的銀行體系「買」出大蕭條，放款紓困對象甚至包含當時尚不屬於聯邦儲備系統的鄉鎮銀行，接受的擔保品更是琳琅滿目。在整軍經武的名義下擴權之後的RFC，不僅可以放款給軍火商，甚至可以直接投資與收購相關企業。據統計，從1941年到1945年，RFC平均每年的貸款與直接投資金額超過20億美元，最高時超過60億美元。若從1932年Eugene Meyer（華盛頓郵報創辦人、聯儲會主席、首任世界銀行行長）掌管RFC時起算，RFC在1932年到1945年的總投放金額將近10萬億美元。
從結果論來看，這10萬億美元讓美國工商界不再懷疑政府重商還是反商，協助龐大工業產能提供了美國在歐陸與兩大洋打世界大戰的軍需，同時也間接導致了曼哈頓計畫的成功，有錢好辦事，良有以也，但也留下許多後遺症。源自二戰的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合作模式，後來為了因應冷戰軍備競賽與全球制霸，成為美國年度總預算的基本成分。美國軍工複合體企業也在某種程度上成就了資本家的終極大夢：與政府一同制定規則，極小化投資風險，極大化穩定回報。
RFC與世界大戰固然是極端情境，國防安全也很難畫出一組供應需求曲線，戰略佈局固然有其理性計算的成份，歸根結底，仍然是來自怕挨打的恐懼，而恐懼又是最能合理化預算的藉口。不論是射人上天征服太空，或遏制蘇聯的國防安全需求，冠冕堂皇的名目永遠不缺。曼哈頓計畫初衷是為了製造終極武器打勝仗，不能讓希特勒先把核彈造出來。曼哈頓計畫讓核武與核電成為人類消滅不了、必須學習和平共處的哥吉拉，膨脹的國防經費成為美國財政永恆的負擔，卻也刺激了無數各類創新科技研發項目的成長。意外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或許是必要之惡，關鍵是社會是否有能力與決心處理這些遺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