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一八九０～一九六九），一代史學大家，其學問之淵博，被稱為「教授的教授」，傅斯年曾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2019年10月7日是陳寅恪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日。八月間，我在臺灣秀威出版公司印了一冊小書《陳寅恪晚年詩箋證稿》，算是大體結束了近幾年關於陳寅恪晚年詩箋證的工作，這個工作完全是我個人的一點興趣，動因源於對一個偉大史學家的敬意。
我原來在山西作協當文學編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做知識份子研究。現在想來，知識份子研究還是有一些特殊時代背景，或者說有一些時代的動因。八十年代是一個啟蒙的時代，那時候很多學界的人把興趣轉到知識份子研究上來，是因為1949年以後我們整個社會文化缺少直接批評的力量。從作家的角度來講，直接批評的想法都是善意的，有些激烈的意見，也都是善意的。當時持批評立場的知識份子有很多，主要是在作家群體裡，以報告文學作家為主要代表。現在年輕的同學可能都不知道這些人了，比如戴晴、劉賓雁、蘇曉康等。我研究當代知識份子時是把這些類似的作家視為知識份子，對他們的行為給予高度評價，這個評價可能包含知識份子對中國進步的一些期待。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家努力從中國現代歷史當中尋找思想的資源。從思想文化角度講，1949年以後，這種思想資源主要是左翼傳統、革命傳統，另外一個傳統，用毛澤東的話叫民主的個人主義者，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自由主義傳統。當時學術界是完全否定這個傳統的，好像中國思想史上沒有這個傳統，現代歷史沒有這個傳統。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有一些做現代思想的人，尤其做中國近代史和現代思想史的學者，開始把思想的觸角轉移到重新肯定和發揚這一傳統，或者說讓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傳統回到中國社會現實中來。我認為，當時所有從事知識份子研究的人，都有這樣的苦心。
研究的結果就是形成了一個高潮，即90年代末期的——「民國熱」。「民國熱」實際上是把自由主義傳統恢復到現代社會裡來，研究者看中的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身上的精神衝擊力，「民國熱」的苦心基於這個背景，至少我自己的歷史研究，在學術研究之外，還有這樣的苦心，確實有一些批判社會的鋒芒。今天年輕學者在做自由主義傳統研究的時候，和八十年代的學人可能不太相同，他們更多從學理、歷史或其他方面來研究。學術性可能強了，但思想的力量可能弱了。
經過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我現在有一個基本判斷：從價值的一致性和穩定上來講，研究知識份子的學者大體保持了穩定，但其它的研究者相對變化比較大。價值的一致性和穩定性，簡單說就是一個成年人，一個自認還受過一定學術訓練的人，不能輕易改變自己對社會的基本判斷及觀察。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做中國現代思想史和知識份子問題研究的學者，對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個突出影響，是把純粹的歷史研究和歷史評價，變成了公共話語，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不是所有的歷史事件或者所有對歷史的反思，都能成為公共話題。做民國知識份子研究的學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今天，從啟蒙意義上講，起了很多推動作用，比如關於西南聯大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