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中國大陸社會維權抗爭之興起
近年來，中國大陸社會所爆發的群體性事件其發生頻率、參與人數、規模均呈現不斷成長趨勢，1993年僅發生8,700起、1999年超過3.2萬起、2003年6萬起、2004年7.4萬起到2005年8.7萬起(包括妨礙公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鬥毆等)，群體性事件13年間增10倍，且規模不斷擴大。2006年發生8.7萬起，2007年仍8萬餘起，2008-2009年皆超出9萬餘起。也有估算2010年發生18萬起抗議和騷亂等群體事件。據《2013年社會藍皮書》指出，2012年在就業、勞動關係、收入分配、社會管理等領域面臨各種問題，群體事件多達十餘萬起。然而，也有統計指出中國每年群體性事件多達20餘萬件。
這些群體性事件的形成原因，以徵地拆遷衝突、環境污染衝突和勞動爭議為主，徵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幾乎佔一半左右，環境污染和勞動爭議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佔30%左右，其他社會群體性事件佔20%左右。換言之，徵地與環境抗爭可說是社會群體事件的大宗。
中共17大報告指明透過民生解決社會管理問題，18大報告則重視社會管理創新機制與思維。國家機器要面對許多社會抗爭的爆發，根本因素來自政府治理失當。
２、公眾維權抗爭與維穩成本
2017年3月甫剛召開完中國大陸全國兩會(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如同以往被關注「公共安全支出」費用(一般稱為維穩)究竟多少？外界批評大陸政治過程欠缺民主化與非透明化，中共黨國體制的「專制性權力太強、基礎性權力太弱」，國家與社會關係過於緊張對立。故而，為求解決內部不斷攀升公民維權抗爭事件，建立穩定有序的和諧社會與小康社會，高額公共安全支出成為國家治理必然選擇。同時，國力不斷崛起的大陸，其經濟力全球排名第二、軍力第三(軍費第二)，為維持周邊穩定和平國際環境、建構大國外交及美中新型大國關係，保有強大軍事嚇阻能力有其戰略考量。
2017年大陸政府並未明示，在軍費、外交、公共安全支出的預算數額，這被質疑欠缺透明度。政府官員否認指控並解釋，在預算報告起草過程考慮到報告和預算草案的銜接問題，僅公佈全國財政收支大帳；但對具體支出項目含公共支出等，都將在預算草案中反映。2017年預算草案摘要內容中，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9兆4863億元，比上年執行數增長6.5%；軍費預算為1兆443.97億元人民幣，按既往預算編列經驗推估，公共安全開支費用應高於上述軍費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