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高高在上的教育部在防疫之餘，「防弊」心態和「深具創意」的舉措可能更甚於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譬如3月19日教育部要求各大學若要實施大規模或全校性的線上教學演練，必須先報部核備，罔顧大學自主的精神與法制。而一旦進行遠距教學，教育部更要求老師必須嚴格點名，並全程留存相關授課紀錄，以供未來稽考。顯然，平日實體教學都沒有獲得如此地重視，一切都是因為大疫當前，難怪教育部會責成大學教師在遠距教學期間務必落實點名，並且還命令學校應要求學生每日撰寫防疫日誌，師生一體為國家的防疫工作盡心盡力。
至於教育部遵照行政院於4月7日命令所有公務機關立即停止使用遠距視訊會議軟體ZOOM等具有資通安全疑慮的商品，只是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舉措而已。誠如政府所言，有資通安全疑慮的產品都不能使用，那麼Google、Microsoft等網路巨擘所開發的產品就「乾淨」嗎？在清明連假出遊人潮大規模群聚之後，或是因為海軍敦睦艦隊官兵放假足跡遍布多個縣市之後，數十萬民眾都因為手機定位而收到警示簡訊，引發政府侵犯隱私的疑慮，這似乎可以證明在網路世界中，「老大哥」無所不在，可能是自己國家的政府、盟國或是敵國，但也可能是富可敵國的跨國企業。
根據OECD於2018年的調查指出，台灣在國民中學階段的教師經常讓學生使用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進行學習活動的比例只有15%，遠低於OECD國家平均的53%，這顯示台灣在數位教學的整體質量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台灣大約是在2014年推動整合性的教育雲端服務，一開始且以「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進行，強調老師應以學生為中心，善用數位科技，提供個別化的線上支持和引導性資源，培養學生能隨時自學、預習或練習，並利用課堂進行討論或實作等能力。今日所見各種雲端教學平台、數位教學中心，大概都是晚近五年來出現的「新玩意」，只是這些「新玩意」在既有的政府體制或官員心態中，尚屬「舶來品」或「裝飾品」，徒有器物或技術，但制度或觀念尚難以配合。
這一波疫情已經使得利用ICT方式進行工作、買賣、教學、聯誼等活動的比例大幅提升，我們可以預見在疫情結束之後，此一趨勢將方興未艾。也正是因為疫情的關係，當我們回過頭檢視「翻轉教室」的理念和作為時，才突然發現台灣與「遠距教學」的距離竟然還如此遙遠！
＊作者為通識再現主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