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導致許多國家大區域或全國性的暫停各種非必要的經濟、社會活動，甚至封城、封國，連帶地學校也必須停課，視疫情嚴重程度從2週到數個月都有。台灣由於疫情相對和緩，目前全校正式停課的個案僅有極少數，然而，基於「停課不停學」的教育理念，教育部或各縣市政府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早在2月大多已規劃採行「遠距教學」，因應停課所造成的學習中斷問題，並通令所屬各級學校及早安排、演練。
「停課不停學」的教育理念自然是正確的，採用「遠距教學」模式也屬必要，然而，3月中旬時，台北市某高中因確診人數達到中央防疫規範的2人以上，隨即全校停課2週，原來以為是「超前部署」的遠距教學卻在進入實地操作時狀況連連，台北市建置多年的「酷課雲」教學平台因頻寬不足，造成操作不順，還多次當機。「酷課雲」這類問題其實已經存在數年，但在疫情當頭更為凸顯。台北市之外，台灣許多縣市自行規劃的雲端教學平台也幾乎都有頻寬不足、設計不良的類似問題，因此，不少老師轉而使用商業公司開發的雲端平臺，進行同步或非同步的師生線上互動，達成教學目標。
這一波因應疫情而需求大增的「遠距教學」所凸顯出來的各種問題，在資訊軟體、硬體的部分，屬於砸錢就能解決的事情其實都還算好辦，比較麻煩的問題並不在技術或器物層面，而是制度和觀念層面，讓教學現場的教師、行政人員、學生備感困擾。
首先，有部分縣市限制學校必須使用教育行政部門開發的特定雲端平台，這項規定除了具有衝高使用人數瞬間達成某項KPI的效用之外，幾乎可以確定立即就會付出因流量大增導致系統當機的代價，使老師原先設計的線上教學方案無法實施，或者效果大減。
除了要使用特定雲端平台之外，不少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還相當堅持必須按表操課、直播教學，換言之，按照原來的學校課表，時間一到，該上數學課就上數學課，該上英文課就上英文課，老師和學生都得上線，還要留存紀錄證明自己「當時」確實在線上。這項規定，自然讓原來頻寬不足的問題更為雪上加霜。為何出現如此硬性規定呢？究其實，是因為不相信學生，而且也不相信老師。
這一類硬性規定所衍生的問題還不止於此。譬如，有些課程很難以遠距教學的形式如實地進行原來在教室中的課程，包括實驗課、體育課、音樂課等需要實作、實地演練的課程，勉強按表直播教學未嘗不行，但只能說就是做一個「動作」而已，實質學習效果十分有限！
另外一種情況，有些縣市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允許學校教師依照主客觀條件和課程屬性，自行決定使用何種雲端平台，甚至可以自行決定各採用多少百分比的同步或非同步教學，不過，依據不同的組合方式，政府已經設定等停課結束返校之後，必須進行不同時數的實體補課。這樣的規定看似比較人性化，但同一班級學生很可能必須配合不同老師的規劃在多種平台註冊，並學習不同的操作方式。另一個問題則是直播同步比例越高，將來實體補課時數越少，這種判定標準無形中暗示了老師只要乖乖在螢幕前待滿原來上課的節數就可以了，那些以不同步形式預錄教學影片、設計課前或課後作業、費心批改作業並提供書面評量回饋等教學作為，變成是庸人自擾的不必要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