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而言，美國政府在初期對於歐洲局勢的變化並未產生高度警惕心，對於亞洲局勢更是認為事不關己。當時美國社會的孤立情緒高漲，很少人有興致插足歐洲事務，更不願意為了中國而開罪日本。更有進者，當時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軍力相當薄弱，而它和日本的商業關係又大大超過和中國的商務往來，因此就實際利益而言，也無意為中國打抱不平。果不其然，面對日本占領「滿洲國」和此後的侵華事件中，美國政府的反應最多只是發表譴責宣言，和拒絕承認日本行為的合法性。但是從來沒有向中國做出任何實質協助的承諾，更不必說幫助中國去積極抵抗日本了。
然而就中國本身而言，儘管國際環境對中國從事大規模作戰不利，但其國內情況卻使它急速走上抗日的道路。最主要原因是「滿洲國」事件和日本繼之對華北的侵略，都促使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達到白熱化。它主要的表現方式包括在城市中的大規模抗議遊行活動，抵制日貨、學生運動，最後甚至導致1936年西安事變和蔣介石的被綁架。儘管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領袖們歷來的主張是「攘外必先安內」，而他們借重德國軍事顧問所訓練的新式軍隊又尚未完成，但是形勢比人強，抗日的進度不得不急速提前執行。
除此之外，國民政府領袖們也曾經希望爭取更充分時間去完成地方政府的稅收和行政改革，並說服分據各省的軍事實力派參加全國抗日大同盟。但是由於日本侵略速度加快，使得蔣介石只能提出警告，如果日本侵略仍舊持續進行的話，則中國到了「最後關頭」，只能不顧一切地進行全面抵抗。到了1936年中期，中國政府聲明不會再忍受日本對中國主權進一步的侵犯。對於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支持者而言，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的挑釁行為，顯然已經把中國推向了這個「最後關頭」。結果是，蔣介石認為中國已經退無可退，只能全面抗日。
國民政府在開戰初期的作為
戰爭一旦開始，國民政府首要急務並不是從事外交運作，而是全神貫注在戰場作戰。主戰派領袖們的全副精力都放在應付千變萬化的戰局。他們不但要趕緊擬訂地區性和全國性的作戰計劃，爭取國內各種政治軍事團體支持戰爭（而他們之中有不少是反對政府和反對抗日的），重新分配中央軍和地方軍的職守，而且還要動員全國財力物力去支援軍事行動。這中間當然包括藉由一切手段獲取武器彈藥，俾使士兵得以進行戰鬥。在中國近代史中，沒有一個其他時期的政府，為了維護國家獨立和生存所遭受的艱辛，能夠和1937年的國民政府相比擬，特別是日本已經滿懷信心地宣示，它在三個月內必定使中國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