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兩岸關係成為眾所關切的問題，它究竟會從冷和走向融冰？抑或變本加厲地朝抗衡發展？
由於中共獨特的「民主集中制」使最高領導人有對重大事務「拍板定案」的最終決定權，因此兩岸關係首先取決於十九大時習近平能否充份掌握權力？而依目前態勢分析，如果沒有意外，答案應是肯定的。習在派系鬥爭下因恐怖平衡、血統純正、貌似平庸並不具威脅性而出線，但上台後卻冷飯熱炒，將黨內原有的「中紀委」、「小組」……等機制予以活用，大幅擺脫元老干政與派系掣肘，並以「小組長」取代過去的「集體領導」。接著又師法故智，將毛鄧對調八大軍區司令員的策略，轉化且擴大成各軍區人事的調動與軍事建制的變革，以清除前朝人馬而建立「習家軍」。而對同樣具有血統合法性的紅二代，也從初期結盟而逐漸從權力圈中加以排除。
畢竟，「臥榻之傍，豈容他人鼾睡？」專制之下，權力必定是、也只能是獨佔的。以往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之所以能出現集體領導，既因鄧小平鑑於毛澤東權力過度集中而採取的制度設計，更因為江、胡都出身專業技術官僚，而難以獨當一面，必須釋出權力與利益，以換取其他競爭者的合作與效忠。這種典型的恩庇與侍從關係的後遺症，就是裙帶資本主義與特權利益階級。
因此，習反貪腐固然有清除政敵，迅速培養自己人馬上位的考慮。但更根本的因素是，他無法認可江、胡時代利益交換之政治運作模式。因為利益交換之所以可行，不只是因為各取所需；更重要的是，它暫時緩和並掩蓋住根本性的社會矛盾。例如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就起因於「價格雙軌制」而引發民眾對「官倒」的不滿。但從江的「三個代表」使資本家得以入黨，與胡所強調的「和諧社會」，都可以看出矛盾的加劇與積累，而使利益交換已經無法粉飾太平。
而且在武力鎮壓六四招致西方經濟制裁後，中共知道隨著經濟改革開放，堅持一黨專政的壓力會越來越大，只能以不斷的經濟成長與釋放利益，期待「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的外溢效應能夠成真，而使一黨專政成為實現太平盛世的「善治」(good governance)。但涓滴經濟學嚴重低估了人的貪婪，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報告指出利益並未如預期的下滲，但分配卻越來越不平等。
這就是雖已實現鄧小平「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但「毛澤東熱」仍蔚為風潮的原因。先富者成為眾矢之的，他們就是映照出大多數人處境不堪的哈哈鏡，而且隱喻式地指出貧富不均的關鍵既在制度不當，更在於私相授受。而且，只要分配不正義尚存，經濟成長只會造成貧富懸殊與社會矛盾。2008年前還能因期待未來可能成長與均富而加以忍耐，但當進入經濟成長不如以往的「新常態」時，民怨就必須找到宣洩的管道。因此習反貪腐所以能成功，不只是因為熟稔權力鬥爭的運作，更因為高度貧富不均造成民怨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