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就產生了最壞的結果：法律系學生對學術與實務訓練都沒興趣，卻汲汲營營於補習或準備考試的讀書小組。學校裡最「認真」的學生，對學術、批判、司法實務訓練，都興趣缺缺—他們僅對「考試」認真而已。偏偏錄取率越低，這種學生的「理性」思考就對他們越有利。最後，能通過低門檻錄取率的考生，恐怕也不一定就是最有能力當律師、司法人員、法制人員的人才。
相信法律系教授、律師、司法人員、法制人員，或各公司的法務人員，都非常瞭解一件事：「考試用」知識與「實務用」知識，天差地遠，甚至相互牴觸。大規模考試有其本質限制，它只能做基本門檻的篩選，而無法具有細緻的鑑別力。它不容易考出「分析複雜問題」的能力，也很難測試出「聽了客戶陳述就抓出重點」的本事，更不能保證考試高分的人具有搜尋資料「把不懂的弄懂」之實力。
支持降低律師錄取門檻的人，會強調現在律師已經「太多了」。就如蔡部長所云：「市場消化不了這麼多律師，律師界哀鴻遍野、流浪律師日增，已成國安問題」。然而，考選部是否曾做過真正的實證研究，證明我們的「市場」需要多少律師？現在真的「消化不了」？事實上，台灣社會對法律專業的需求非常高，重點恐怕是要設計一套機制，讓公私部門把「法律」當成決策或行為「前」的一個必要考慮，而非只有在面臨訴訟時才想要找律師。試想，全國各機關學校，都有政風、人事、總務、會計，為何卻沒有將法制人員（政府律師）當成必要配置？各公司都有會計、人資，卻未必有法務部門。如果在各種制度中，將「內部法律審核」當成究責或審核的一環，那法律實務工作者的需求量難道還少了嗎？多少公司或學校，一個法規或契約都寫不出來，這像話嗎？一個法治國家，凡事考慮法律，天經地義。怎麼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對法律的想像還只是「訴訟」，而且還加上傳統「訟則凶」的落後想法？
就算考選部真的能證明律師「太多了」，也未必該用考試來當篩選門檻。第一種因應方法是從市場角度來看問題，讓拿到律師執照的人，自行瞭解法律行業生態，自己找出路—民刑事訴訟市場太小，那難道不能從事其他法律工作嗎？國家並沒有義務擔保人人當律師又有錢可賺，但是把「資格考」門檻升高，限制人民的工作機會，正當性就比較可疑。另一種因應方式則是從前端控制法律系所的數量—既然市場這麼小，為什麼要開放十倍的人來就讀？前者是請法律系畢業生「個人」為自己負責；後者則是教育部主責事務。無論如何，八、九成的法律系畢業生「用非所學」，而學校教育無從施力（因為大學總不該為考試而教學），考上的學生通常又沒有實習經驗與寫狀能力，既不能文又不能武，這樣的局面擺明了是「多輸」！
相信考選部與其他倡議降低律師錄取率的人，其實也都出於健全律師執業環境的善意考慮。但如今的法律教育、法律考試，與法律執業，三者切分各自為政的結果，造成的是學生們花上無數時間投注在無用的考試之學。教育、政府，與實務界，真該好好合作來思考怎樣做結構性的改變。否則。看著這些學生拼命讀書，追求正義與理性，卻要在這種既不公平也不理性的泥沼裡打滾，浪費智能與精力，實在不忍。魯迅的《狂人日記》暗指仁義道德的字縫裡看出來都寫著「吃人」兩字，我們的學生們會不會也感染了這種感覺？—你們教授部長資深律師們滿口的正義嚨是假，以後我考上後也要吃人！我真的很想喊著魯迅在這部小說的最後一句話：「救救孩子……。」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本文原刊《筆震》論壇，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