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對高端疫苗緊急授權這件事上，我們看到了陳培哲、楊志良、蘇益仁3位教授及中研院的專家，對國家領導人物的不假辭色。
在蔡英文總統的論文門事件當中，我們也看到賀德芬、彭文正及林環牆3位教授，無懼地表現出抗顏不屈的精神。連長期支持執政黨的游盈隆，也向他們3位致敬，肯定他們面對權力時展現的大無畏精神，也啟發無數的年輕一代。
上述學者專家及許多在其他領域的知識人，為台灣社會增加了光彩！若有所謂台灣價值的話，那麼除了台灣人的敦厚善良之外，就是這群知識人所表現的「不可不弘毅」及「任重道遠」的士大夫精神了。他們呼應了范仲淹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及喬姆斯基（N. Chomsky）的「知識人的責任是說出真理，暴露謊言」。
相形之下，我們也經常看到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的學者專家，不知不覺地成了當權者在牧民時的工具人。這群人的身影，在政府的許多標案、各式各樣的委員會（如環評會）及公聽會上，都會出現。如此的學者專家不在少數，而且源源不絕；當權者永遠不用擔心如此工具人的缺貨或斷貨。可以公允的說，這也不是今天台灣社會所獨有的現象；古已有之，於今也不見得尤烈。但站在對知識人理應求真、求實的期許上，我們對專家學者成為政府在施政時被操控的知識工具人，頗覺遺憾與不值。
大批大批、願意成為政府工具的學者專家是怎麼出現的？
「服從政府」的專家學者如何誕生？
先從台灣的教育環境說起。今天的學者專家，當初在接受學校教育時，大多是循規蹈矩的好學生。他們願意接受重要他者（學校老師及父母）的指導，花了很多時間在升學上，生活重心多擺在學業考試對他們的要求，對校園或家庭以外的事情並不關心。在加上台灣的學校教育偏向零碎化的專技知識傳遞，易於讓學生的見識陷於狹隘，不太教他們以君子或士大夫自許。他們拿到高級學位後，也往往兢兢業業，長期致力於工作，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校園及研究單位當中。可以說，他們是一群一輩子埋首於特定領域的專家，思想相對單純、願意服從權威、對現實世界的了解並不夠。等到他們有機會面對心思細密、手段高明，又早有定見的政治型人物時，就容易落入羅網，成為政治型人物的工具。
再說今天大學和研究機構當中的環境。這幾十年當中，在管理階層高超的治理技術下，學者專家必須接受不斷的評量考核，也必須向政府機構申請各種研究補助或學術獎勵。近來，在大學社會實踐的大帽子下，大學老師更被要求走出校園，為學校之外的機構做服務工作。參與政府事務、成為政府各種委員會的委員、承接政府的包案，自然地會累積他們通過評鑑的資本。重重的要求下，假如學者專家不配合政府業務單位的要求，只以自己的專業知識來表達想法或行動，就可能會妨礙他們經費的申請和獎勵的取得。在現實考量之下，他們自然不會直言敢言或依專業判斷來行動。今天的大學裡，多的是和政府機構有共生關係的知識勞工。大學已然不是知識人的棲息地，我們反而比較能在各種NGO和社會媒體中，找到知識人的蹤影。在大學和研究機構中的許多學者專家，早已是一群被政治機制馴服的羊。
此外，台灣社會還擺脫不掉傳統文化以人際關係為主的社會運作。政府部門的主其事者在挑選學者專家組成委員會時，往往會挑選熟識的人，被挑選的人經常會是政府主其事者的老師、學長、同學、學生、或朋友。在見面三分情的人情壓力下，那些學者專家基於情面，就會傾向於配合主其事者的想法和決定。不如此的結果，一方面會留下惡名或罵名，另一方面也會落單，受人排擠。
最後，當下的許多學者專家不太讀歷史與中國經典，因此無從知曉古今中外的社會當中，存有許多高風亮節之士的行誼（如古人范仲淹，近人蔡元培、陳寅恪）。在看不到許多好榜樣的情況下，能做的就是隨波逐流、任人擺佈。
其實，在民主社會的運作下，每一個人最有機會做自己。學者專家受之於社會者頗多，有機會自當以所學貢獻於國家社會。假如沒有貢獻所學的意思，做個忠於專業的人也可以，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依歸，不要與自己的專業知識相違逆，不要受困於小名小利或人情的陷阱！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