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國不能跟「中國」簡單劃上等號，另一位美國歷史學家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其「新清史」的代表作《最後的皇族：滿洲統治者視角下的清宮廷》中亦明確指出：「清成功的關鍵因素是，它有能力對帝國內亞邊疆的主要非漢民族採取富有彈性的特殊文化政策。……清之所以成功，恰因為它不是漢人王朝。大清的政策在許多方面恰恰與中國統治王朝的政策相反。清的統治者把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分別開來，依靠一套各個不相同的群體互相監督的政策來進行統治。」滿洲人的統治方式與中國過去的漢人帝國相異，「滿洲的統治特色」才是大清帝國之所以成就的關鍵。比如，中國式王朝只有一座都城，而滿清皇帝（大汗）卻在熱河、紫禁城和郊區花園裡移動辦公，在不同的朝拜者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滿人的皇帝被信奉佛教的藏人和蒙古人視為觀音菩薩的化身，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漢人的皇帝「獲此殊榮」。
羅友枝認為，大清的貢獻是「建立了中國與內亞邊疆地區的長期聯盟」。但是，清廷未曾想到的結果是，其民族政策推動了邊疆地區社會、文化和經濟的變化，從而啟動了蒙古人、維吾爾人和藏族人的民族認同觀念的發展。這些民族的民眾由此建構出「具有自我意識的民族」。在清末，滿洲人、蒙古人和維吾爾人不願輕易贊同以漢人為中心的國家概念，既然漢族有權從清帝國之內獲得獨立，他們也認為自己同樣有權獨立。「1911年以後的分離主義運動證明，不能簡單地把大清帝國與稱為民族國家的中國完全等同起來。」
清帝國的疆域，在中共政權手上，丟失了多少呢？
習近平強詞奪理地以清帝國的繼承人自居，即便這種說法勉強成立，那麽共產黨中國並未保住清帝國的遺產。1689年（康熙28年）清帝國與俄國訂立了平等條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南北分界線，從唐努烏梁海——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至北海。這條長達4千公里的界線的中方領土包括後來獨立的外蒙、黑龍江東及烏蘇裡江東、連庫頁島。除外蒙外，面積至少150萬平方公里（有人比若40個台灣那樣大）。然而，中共卻將如此廣大的疆域統統割讓給了蘇俄。
1999年，江澤民執政期間，與俄羅斯方面簽訂《中俄東部邊界最後議定書》，正式放棄了這150萬平方公里土地。這份秘密條約從未在中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更未公諸於眾。香港評論人金鐘在《中國怎樣失去150萬平方公里領土？》一文中批評説：「中共處理中俄邊界積案，對於中國人而言，最不能容忍的是，整個決策過程的高度保密，黑箱作業。不僅媒體不准報導、評論，就連全國人大這樣的權力機構，也不見一點審議的程式。如此重大的涉及國家領土的決策，只有極少數人參與，恐怕連人大常委、政治局委員都鮮有知情權和發言權，完全是毛時代獨裁統治的延續——這當然是中共拒絕政治改革的一大表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