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同湯德宗大法官所指出，本號解釋既然已透過生存權的保障，適用較為嚴格的審查基準，則合憲性審查只要落在「行政便宜」並非重要公益即可，又何需探究手段與目的間是否具有實質關聯？退步而言，縱使大法官是為了回應衛福部107年4月26日衛部保字第107110415號函，因此必須進一步檢驗「手段與目的間是否具有實質關聯」，則大法官以僅能減省「少數」未能及時提出申請之遺屬給付為由，認定手段與目的間不具有實質關聯，是否意謂如果可以減省「許多」年金給付，就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答案？
最後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則是究竟什麼才是「生存權」的保障，這個問題也同時涉及了在何種情況下，社會給付請求權的縮減，將會被視為是財產權的剝奪，而應給予適當的補償。根據學者孫迺翊教授的研究，並非所有的社會給付都受到憲法相同程度的保障，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於1980年作成一則指標性判決，確立了3項判斷基準，即是否「具備個人支配性」、「基於個人先前之給付而形成」、「為確保權利人之生存而提供」。德國學者雖然對於上開標準有所批評，但多數學者均同意，「基於個人先前之給付而形成」，才是社會保險給付可享有憲法財產權保障的關鍵。換言之，只有必須繳納保費、具有相互給付性質的社會保險，始能獲得保障，因此其與由稅收所支應的各種單向給付，例如社會救助請求權，具有本質上之不同。
至於什麼是最低生活需求，是不是「只要有一口飯吃，可以讓生命延續」，就算是受到保障？這個問題不僅有待大法官日後明確予以解釋，更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嚴肅思考的問題。如果生存權的保障，不只是滿足活下去的最低生理需求，而是讓個人不會成為孤立的個體，可以和社會良性互動，則生存權的保障內涵，即應根據每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滿足個人生理及社會文化參與的最低需求（即所謂「社會文化面向的最低生活保障」）。如果從此一角度思考生存權的意義，則「社會救助法」在決定最低生活費時，究竟有無充分考量人民的最低社會文化生存需求，恐怕又是另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憲法問題。
＊作者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本文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