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脊梁》這本書報導了2018年的臺大校長遴選事件（管案），自2023年3月出版以來，獲得熱烈的迴響。書中顯示大學發展在臺灣遭遇很大的困境——政治的操作與人的偏見無所不在。作者之一的楊渡在其〈序〉中寫：「這是一本時代知識分子風骨的記憶之書。」的確，「管案」是個錄影機，記錄了個別知識人的器識與情操；它也是個照妖鏡，照見眾多當權政客與附勢者的胡言與劣行。
校長當選人管中閔在眾多「挺管者」的支持下，最終挺住了各方凶險的攻擊。但歷史告訴我們，這樣的事並不多見。每一時代裡固然有弘毅致遠的知識人與威武不屈的義士，卻到處有興風作浪的妖孽與坐觀風向的鄉愿。史書上班班可考：持節的識士與義人往往蒙冤受害。個人堅挺的能耐實為有限，因而要防範這類事情發生，必須從健全制度與生態下手。
人要挺直脊梁，須注意端正精神，增強肌肉，並袪除脊椎骨上的毒瘤。學界如要挺直脊梁，也須注意相應的三件事：遴選出好的大學校長，落實公立大學的法人化，拒斥政界與學界的妖魔。申言如下：
先說大學校長的遴選。大學校長毫無疑問是大學精神之所託付。自1994年起，校長的產生依法須經「校長遴選委員會」。2005年全文修正的《大學法》第九條規定：「公立大學校長之產生，應……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由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私立大學校長由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經董事會圈選，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另外關於校務會議的規定，則見於第十五條：「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
可見，大學校長之遴選依法、依理並不屬校務，而是校長遴選委員會的權責；校務會議於推選出遴選委員會的學校代表後，對校長之遴選理當無置喙之餘地。然而在實務上，我們公立大學校長的產生卻多受制於校務會議；究其原委，1993年的國立臺灣大學是「始作俑者」。[1] 迄今三十年以來，臺大校務會議對校長遴選之干預十分嚴重。[2] 就因這一氛圍，當有陣營（及受壓迫的教育部）不滿管中閔當選校長時，就想到利用校務會議來進行杯葛；2018年1月一直吵到3月，校務會議中提出的五項相關議案才終於被擱置。關於校務會議在校長遴選中的角色，國立清華大學的做法就很值得臺灣大學參考學習。[3]
在「管案」過程中，行政當局的作為更見荒唐。教育部曾遴派三位代表（包括次長）參與遴選作業，遴選的過程順利；然而事後教育部竟然故意拖延聘任達一年之久，還為此折損三位部長！理論上，公立大學校長是14職等官位，行政當局對遴選委員會選出的人選是有權可以不聘；但總不能恣意為之，必須有堅實的法律依據，且要擔負政治責任。「管案」最終在12月24日落幕，就證明行政當局未依法行政，且判斷錯誤。相關人等因操作非法且無理的政治干預，付出了龐大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