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多年來您在中國經營企業，您當初經歷的中國決策者和如今有哪些不同？如今中國面對西方時的不信任情緒上升了嗎？或者說，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崛起帶來的更強自信？
伍德克：改革開創者年代的領導人，也就是朱鎔基總理、江澤民主席等人，當然和如今的領導有很大不同。江澤民有過在國外生活的經歷，這就是很大的不同。他能說幾門外語，這也和如今的國家主席不同。現在的領導層事實上就是圍繞一人量身定制的，過去可不是這樣。當年是集體領導制，政治局共同推行政策。所以，現在非常難以看透習近平腦中究竟在想什麼、究竟想如何對待歐洲。當然如今依然有一些重要崗位由非常優秀的人才佔據，比如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就非常地包容。但與此同時，北京卻有一個難以聽見外界聲音的回音室，導致中國頂層領導人很難了解到歐洲利益關切。
德國之聲：中國依然在某些科技領域落後，比如高端晶片。美國公布了大量的限制措施，試圖阻止中國獲得這些科技產品。您認為西方與中國的緊密合作還能維持多久？是不是說，只要中國還需要我們，合作就能維持？還是說，合作符合雙方利益，所以還能維持幾十年？
伍德克：我們無法看透習近平的頭腦。但是我知道，習近平周邊的人對依賴西方這個問題已經非常敏感。這種依賴性不可能一夜之間就消除，尤其是半導體、晶片製造－設備領域，中國依賴於韓國、日本、美國甚至台灣。顯然，中國沒法自我封閉起來。但是同時我們也看到在許多領域的強烈民族化浪潮：「我們不再需要外國人，所以我們也不再讓他們進入市場。」
在汽車領域，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繼續開放的意願有多少。迄今為止，他們在這個方面相對開放，當然也是有一些限制措施的。不管怎樣，我們在這個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是現在他們開始走自己的道路了，比如在新的電動汽車領域，中國人現在是電池技術的世界冠軍。我們歐洲企業還能保持競爭力多久，尚待觀察。
盡管如此，我認為老齡化的中國經濟還面臨著另外的麻煩：房地產業危機、地方政府債務高企、中小銀行危機四伏。這可能讓中國試圖回到早年的開放政策，讓經濟重新高於意識形態。
德國之聲：回顧您斷斷續續在中國生活的三十年，您非常熱愛、親近中國，熱愛其文化、人民、性格。當您在與中國決策者對話並發表批評意見時，這種熱愛會為您加分嗎？
伍德克：我相信決策者肯定對我的一些言論感到不悅。盡管如此，我的言論大多是非常基於事實的，他們也非常清楚我的論點沒有什麼可動搖之處。但是，這裡的人對待批評的態度有些不同，每一個小小的批評都會被解讀為麻煩。不過我也不得不說：中國領導人已經忍受了我十年，而且我至少在某些情況下為他們開啟內部政策討論做出了貢獻。比如去年我就公開反對其新冠防疫政策。我一直受到公正的對待，但也必須遺憾地承認，我對中國政治的批評，許多都沒造成什麼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