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70周年，時至今日，當年曾親身經歷這場戰爭的人們，也從十幾到二十幾歲的青澀少年郎，變成今日高齡八、九十歲的耄耋老者。而七十歲以下的所有人，都只能從各種歷史材料與政治宣傳中，去認識這場改寫無數人命運的大戰。
雖然戰火已遠，但東亞的政治格局依然深受二戰以及接踵而來的冷戰餘緒所影響，尤其中、韓、日對於二戰的歷史記憶與態度，更對彼此的外交關係造成深刻影響。李登輝前總統日前一席「當時我是作為一個日本人為祖國而戰」的言論，在台灣也引發各方政治人物以及輿論的批判與討論。
但二戰究竟是什麼？與我們的國家、民族、政府，乃至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意義又是什麼？在種種國族與歷史記憶的眾聲喧嘩下，日本慶應大學總合政策學部的小熊英二教授，對自己曾經擔任日本兵、戰後以戰俘身份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最後重回日本社會的父親進行數年訪談，並寫成《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一書，詳實敘述了父親從出生至今的遭遇，試圖從一個尋常百姓（而非政治人物或軍事將領）的觀點，去重述這一段至今猶讓人霧裡看花的當代史。
適逢該書在台發行中文版，小熊英二也親自來台訪問演講，風傳媒特別在其下榻的飯店對他進行專訪。小熊教授除暢談寫作本書的心路歷程，至於二戰及其後的冷戰格局對日本及東亞政治造成的影響，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了「（具有）同理心的想像力」的重要性，小熊英二也認為建立良好的信賴關係是改善東亞國際關係的首要工作，而這個工作每個人都責無旁貸。
以下為訪談全文（下篇）
德國與日本面對過去的態度為何不同？
Ｑ：書中提到您的父親對於日本官員參拜靖國神社的看法，他覺得不能理解，怎麼會有這種事情。他在那段談話裡有提到日本社會的「漠然」，不願意把事情搞清楚，所以日本的政治人物去參拜靖國神社，大部分的日本國民可能不是贊成或反對，而是因為「不關我的事」而沒有意見，而您的父親認為這件事會越來越嚴重。而這種在現代社會常見的漠然，與「同理心的想像力」恰好是相互矛盾的事情，甚至對「同理心的想像力」是一種很大的傷害，您如何看待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Ａ：日本社會對政治的冷漠不只是針對東亞或者鄰國，對於日本國內的政治事務也是一樣的情況。而日本的政治家正是缺乏同理心的想像力，他們對參拜靖國神社對國內的影響都不在乎了，自然對於鄰國的反應更是不會加以考慮。
Ｑ：日本的思想家鶴見俊輔在其《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的致台灣讀者序中曾經提到：「日本政府以戰爭為目的的『解放大東亞』，把台灣、朝鮮、千島群島、庫頁島和南洋群島的住民權納入日本的支配之下，但現今的日本政府卻昧於事實，日本國民也故意視而不見。」您的剛才的說法與鶴見俊輔這段文字不謀而合，但您的說法比較是政治家的這一部份，但鶴見俊輔認為「整個日本仍在持續自我矇蔽」，您的著作當然是改善這種情況的一種努力，但您認為是什麼原因讓日本國民持續的自我矇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