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的結論是，法官必須優先服膺憲法，不能遵守也不能適用違憲的法律。
所以，馬歇爾駁回了馬布里的請求，因為法官不能逾越憲法，去審理國會立法交給他審理但憲法並不交給他審理的案件。
這項判決，歷來最受批評之處，在於一個被他宣稱無權管轄的案件，卻竟然在判決中先行認定被告業已侵犯了原告的權利。這與馬歇爾長期首席大法官生涯中，懂得在迴避其他該迴避的案件，卻未在這個到處都有他指紋的案件中自行迴避，一樣地不尋常。應該都不是無意的舉動。
然則此案判決中最重要的段落，也就是第三個問題的討論，為司法創造了審查立法是否違憲的地位，卻是公認的精彩論述，備受後世贊譽而少見批評。即使最高法院在超過半世紀之後，1857年出現的第二樁宣告國會立法違憲的判決（Dred Scott v. Sanford）備受後世撻伐，也沒有動搖日後最高法院依隨馬歇爾的立論，憑藉司法審查，使得美國發展成為舉世矚目的司法國家。
馬歇爾為司法的功能寫下了無懈可擊的憲法論述，即使是與其同時的政治對手共和黨人也難以反對。但是，馬歇爾在判決中真正贏得人心之處，似乎是他意在言外的司法智慧，及所展現的司法謙抑態度：
第一，法官專司救濟權利，不能涉入由政黨政治決定的事務，也不參與政治鬥爭。
第二，法官受憲法拘束，適用憲法，是義務也是責任。
第三，司法沒有違憲的權力，憲法規定不由最高法院管轄的案件，即使經由國會立法明白交代，最高法院也不敢染指。
這也許就是為什麼，雖然他最後並未給予馬布里所請求的權利救濟，馬歇爾絲絲入扣的憲法分析，仍然為日後的美國，就保障權利是司法的核心功能一事，樹立了不可磨滅的標竿。
＊作者為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東吳大學法研所兼任教授，現任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本文原刊《在野法潮》，授權轉載。
